2015年4月 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

歷史上，藏族人民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和文化，為豐富和發展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但是，直到20世紀中期，西藏仍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社會保守封閉、衰敗落后。

西藏真正步入現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經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改革開放等重要發展階段，西藏不僅建立起全新的社會制度，而且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跨越，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西藏走上今天的發展道路，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客觀要求，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潮流，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實際，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這條道路上，西藏各族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西藏實現了由貧窮落后向富裕文明的跨越，以嶄新姿態呈現在世人面前；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共同創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西藏以開放的姿態面向世界，積極吸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詳細】

一、舊制度必然退出西藏歷史舞臺

20世紀50年代，當奴隸制、農奴制、黑奴制已為現代文明所徹底唾棄之時，西藏社會依然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粗暴踐踏人類尊嚴，嚴重侵犯基本人權，根本阻礙西藏社會發展，完全背離中國和世界進步潮流。

在神權政治下，宗教被封建農奴制玷污，寺廟并非單純的潛心禮佛的清凈之地，而是集開展宗教活動、控制一方政權、實施經濟剝削、囤積武裝力量、進行司法審判等功能為一體的統治堡壘。有的寺廟內部私設公堂，不僅有手銬、腳鐐、棍棒，還有用來剜目、抽筋的殘酷刑具，懲罰農奴手段極其殘忍。現存的20世紀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布典頭目的一封信內記載，一次，為了給十四世達賴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于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寺廟領主在三大領主中放債最多，約占總額的80%。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及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舊制度被徹底廢除。然而，十四世達賴集團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非但不反思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黑暗殘暴，反而留戀不舍，夢想著有朝一日把這種制度重新搬回西藏。對此，十四世達賴集團的有關文件有著清楚的記載。1963年制定的《西藏未來民主憲法(草案)》中稱：“西藏以佛祖所教誨之佛法精神為基礎，建立一個民主統一的國家”。1991年制定的《流亡藏人憲法》規定：“未來西藏的政治是在堅持非暴力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政教合一、自由安定的民主聯邦共和國。”1992年制定的《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將“政教相輔”規定為未來西藏的政治性質。2011年修訂后的《流亡藏人憲法》規定：未來西藏政治是“政教結合”。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條正確發展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藏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為徹底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西藏創造了條件。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一舉結束了延續幾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1978年后，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西藏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進入21世紀以來，西藏的發展駛入快車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斷取得新進展。經過60多年的建設發展，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一個傳統與現代交相輝映的新西藏呈現在世人面前。

三、“中間道路”的實質是分裂中國

多年來，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藏獨”策略一直在不斷變化。1959年3月，十四世達賴集團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失敗逃往印度后，公開主張以暴力為手段實現“西藏獨立”。20世紀70年代末之后，隨著中美關系緩和，十四世達賴集團看到國際形勢于其不利，開始變換策略，提出所謂“中間道路”，由公開獨立轉為變相獨立。1989年蘇東劇變后，十四世達賴集團錯誤地判斷形勢，以為實現“西藏獨立”的時機到來，又提出實現“完全獨立”。1994年之后，十四世達賴集團發現“西藏獨立”無望，再次變換口徑，重新撿起“中間道路”招牌，要求所謂“高度自治”。近年來，十四世達賴集團加大了對“中間道路”的鼓吹力度，并加緊進行包裝。

“中間道路”以表面上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換取十四世達賴集團對西藏的“治權”，建立由他們控制的“半獨立”政治實體；待“治權”鞏固后再謀求“主權”，最終實現“西藏獨立”。“中間道路”作為分步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綱領，既不符合中國的歷史、現實、憲法、法律、基本制度，也不符合西藏的歷史、現實和民族關系，更有違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多年來，十四世達賴集團在兜售“中間道路”時，總是借“和平”、“非暴力”等時髦話語來粉飾自己，掩蓋其暴力和武裝的本質，造成“慈善”假象，騙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在“和平”、“非暴力”等充滿溫情字眼的背后，人們不難發現，自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以來，十四世達賴集團始終是暴力和“非暴力”兩手并用，借“非暴力”之名行暴力之實。“和平”與“非暴力”，不過是十四世達賴集團欺世盜名的遮羞布，他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暴力推行“西藏獨立”的路線。

十四世達賴集團出于培養“藏獨”接班人的政治目的，制造“藏族孤兒”事件，導致骨肉分離，釀成人間悲劇。據瑞士《新蘇黎世報》報道，20世紀60年代，十四世達賴與瑞士商人勾結，強行將近200名藏族兒童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謊稱其為“孤兒”，安排瑞士家庭領養。十四世達賴此等所為，公然違背人倫道德，嚴重踐踏兒童權利，為人類正義和善良所不容。

五、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

60多年前，中央政府從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大局出發，積極爭取十四世達賴的合作，實現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十四世達賴叛逃國外后，中央政府始終是仁至義盡、給予出路。然而，十四世達賴在這60多年里則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了與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馳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對十四世達賴本人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達賴只有公開聲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才談得上改善與中央的關系。”中央政府希望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夠丟掉幻想，正視現實，改正錯誤，選擇客觀理性道路，為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做些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