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盛行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發展甚早，最早見于《尚書》“民惟邦本”一語。儒家先哲孔子、孟子極重民本，孔子主張“仁政”，所謂仁政即是一種愛護人民的政治，孔子所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均表現其重民的精神。孟子乃是民本思想發揚光大最有力之人。孟子認為君乃為民而設，民永存而君可更換，其論調在二千余年前的君主時代，確實令人可驚可佩。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這段話幾乎成為中國民本思想的象征。《孟子》一書中處處流露出政治應以民為重的思想，甚至主張“暴君可伐”之論。《孟子?梁惠王下》記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日：“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也。”

孟子“聞誅一夫紂也”之論乃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否定暴君地位，為民本思想開創了一個新的積極的道路。

秦漢以后，民本思想在專制政治之下未能繼續發揚，成為停滯消沉的狀態，然而民本思想實未消滅，例如董仲舒之“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陸贄之“人者邦之本”，均灼然可見。歷朝君主的諭旨和大臣的奏本，經常提及仁政愛民之言，雖然多是空話，但也表示民本思想在知識分子的思想中并未消除。及至明末清初，黃梨洲感亡國之痛，乃大倡“君客民主”之論，黃梨洲：“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明夷待訪錄?原君》）黃梨洲之“君客民主”說可詳閱《明夷待訪錄》中各篇。遂使沉寂了近兩千年的民本思想又大放異彩。

民本與民主并不盡同，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民本是消極的、被動的，民主是積極的、主動的。中國古代政治有民本思想，然而卻未能發展到民主思想。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并非中國的“賢哲”們不知進步，而系中國的政治環境使然。

雖然中國古代未能產生民主思想，以致二千多年的歷史都在君主專制政治中度過，但是，中國古代的君主專制政治也并不是君主視臣民如奴隸牛馬的暴虐統治，暴君雖然偶有，但大多數的君主都知道愛民，便是受民本思想的影響。在民本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人民雖長期處于君主專制下，而所受到的弊害卻因此得以減輕。金耀基先生說：“自秦漢以降，雖有一副君主專制的骨架，但骨肉之間實含有濃厚的民本主義血脈，而因此民本主義血脈的周身流轉，遂使君主專制的政治弊害得以減輕和蘇解。”確為精辟之論。

梁任公曰：“我國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統治下，行民本之精神。”證之史實，在中國古代政治中，隨時都隱現出民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