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國成立后，母親被中共青島市委分配到山東大學文史系任教授，講授美國史和世界史，同時還擔任幾種社會職務。那時的她，短發，有時淺藍色的竹布大褂，有時灰色的制服，腳上則是一雙布鞋。如果不是鼻子上架著的一副金絲邊眼鏡，很少人能把她與老解放區來的干部區分開。

　　母親生活樸素，從不吸煙，雖有酒量，但除了偶爾小酌外，從不豪飲。她平易近人，很快就與師生們打成了一片。

　　在青島的幾年，母親幾乎全部身心都撲在了美國史的研究和寫作上。每晚醒來，我們姐妹都能看到從父母臥室門縫里流淌出來的燈光。后來，母親又懷了孕，妊娠反應特別厲害，經常嘔吐，但她仍然伏在書桌，將書立在面前，繼續工作。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國內對美國史的研究有了強烈的現實需求。母親的專著《美國簡明史》隨即應運而出。那年的初秋，弟弟汝諧——一個健碩的胖小子出生了。

　　雖然母親深知母乳對幼兒發育的重要性，但是為了修改第一本精心撰寫的專著，她只能忍心割舍，給剛剛出生的弟弟請了奶媽。弟弟10個月大時，為了修改《美國簡明史》初稿， 母親又一次毅然決定，獨自調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編審。

　　母親首先要完成出版社的審稿工作，然后才能修改《美國簡明史》，她主動提出，編審之外修改書稿時間一律記錄在案，扣發工資。

　　當時，母親沒有助手，更沒有學生，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甚至連寫家信的時間都沒有。我想，母親自從與美國史結緣，就把全部心血凝聚于此，那就是她親自孕育、生產的一個又一個的孩子啊。

　　一年后，我和姐姐先一步到北京來上學，父親因為工作需要，帶著弟弟在青島又過了一年。這期間，家里最可怕的一件事發生了：弟弟不幸感染腦膜炎，病情危急。接到加急電報，母親急忙定了趕回青島的火車票。臨行前，她在窗下匆忙地縫著一條要穿長褲的扣子，雙手顫抖。她說：“怎么辦呀，去晚了可能就看不見他了。”但是母親沒有落淚，方寸不亂。她安排好了我和姐姐的生活，奔赴青島。

　　幸好，醫生為弟弟抽了脊髓，動了手術，再加上母親的精心呵護，他的命最終保住且恢復得很好，沒留下后遺癥。同期患病的一百多個孩子中，他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幸存者之一。

　　1953年，《美國簡明史》出版。出版社支付了數千元稿費，母親全部交了黨費。專著一出版，母親就更忙了，她不但要撰寫第二本書《美國早期發展史》，還要不斷地參加各種活動。

　　現在回想起來，很可能因為不是工農家庭出身，又是從美國留學回來，所以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歷次政治運動，母親都被視為“右傾”“白專”，不斷進行思想檢查。她無法埋頭專心做學問，反而要用珍貴的時間去進行“脫胎換骨”。她參加過廣西的土改，調查過肅反對象的歷史問題，做過多種宣傳員、文化教員，還被下放到周口店農村勞動。

　　那時的母親，只有當夜幕降臨，才能沉浸在心愛的美國史研究中去。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任務，她都會隨身攜帶一些書籍和資料，有一次甚至還帶上了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哪怕只有幾分鐘，哪怕只有一兩片紙，只要有空，她就會看上一眼。

　　20世紀50年代初，政治氣氛還算平穩，我們家也比較歡快。父親帶弟弟來京的那個新年，我們還開了一個家庭晚會。父親吹笛子，表演雜技：他能把雞毛撣子立在額頭上，來回走動而保持撣子不掉。母親大聲地唱“同學們大家起來，肩負起天下的興亡”“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姐姐打起腰鼓，家中一片歡騰。

　　那時，父親在馬列學院（現在的中央黨校）進修，只有周末才能趕回家。一家人最快樂的時光，就是星期日去公園。

　　1956年初，周恩來總理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母親鼓勵我和姐姐動手做些科學實驗，看見我們沒有行動，她竟然自己身體力行，做出了一個礦石收音機，還剪了一支彩色的紙蝴蝶貼在上面，取名為“蝴蝶牌”。當我和姐姐聽到“蝴蝶”里傳出的美妙廣播，既驚喜又慚愧。

　　1957年“反右”之后，家庭和社會氣氛日漸凝重。父母看見一些大學生被劃成“右派”，警告我說：“你幸虧晚生了兩年，不然也很危險！”他們帶我去看了很多大字報，這是我經歷的第一次政治運動。那時，母親的第二本專著《美國早期發展史》出版，她成為黨內卓有建樹的專家，但是也不斷受到“白專”“成名成家”思想的質疑和批判。

　　1958年，母親被下放到周口店勞動。暑假我坐長途汽車去探望她，那里的生活艱苦，吃的是摻了糠的麩子面窩頭，住的是草房泥鋪，蚊子跳蚤讓人難以安睡。

　　母親白天要參加勞動，趕著小毛驢，在菜園子里除草、澆水。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流下了眼淚。但她卻說：“一個共產黨員，就應該與老百姓同甘共苦。他們祖祖輩輩都在這里生活，我來這里短期鍛煉，這算什么苦呢。”

　　母親的小屋很簡陋，唯一的一張小炕桌上，整整齊齊地碼放著書本筆記，一盞煤油燈擦得锃亮。母親每夜都要伏案閱讀，我在夜里醒來，催她快睡，她總是頭也不抬，對我說：“我習慣了，你再睡吧。”

　　在周口店住的那幾天，我永遠難忘。

　　1960年，母親被調到北京大學，開設美國史講座，她依然超負荷地工作著。過度的勞累招來了病魔的侵襲。1964年，母親罹患腸息肉癥，幾次被誤診，她不能進食，奄奄一息。

　　幸而，在父親的百般努力下，最終在中蘇友誼醫院確診，并動了6個多小時的大手術，切除了80厘米的大腸。病后，母親用超人的毅力加強康復。有一次，姐姐去探望她，看見她正扶著墻，慢慢行走，搖搖晃晃，步步艱難，姐姐非常感動。

　　三

　　“文革”的群眾運動，狂風暴雨般席卷全國，我們所住的中宣部大院，首當其沖。大字報鋪天蓋地，風中舞動，觀者如潮。萬幸的是，父母都很堅強，家族里、好友中也沒有一人自殺。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嚴重的沖擊，而是因為他們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親情。

　　當年青島地下黨負責人之一、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曾親口對我說：“20年以后，歷史會還原真相。”舅舅黃宏嘉（中科院資深院士）“文革”前已是國際知名的微波與光纖專家，“文革”中因為“美國特務嫌疑”，又是反動學術權威，被關押在地下室。他在大衣的折縫中密密地縫入了100多粒的安眠藥，以求速死。

　　但是，為了不連累家人，舅舅終于咬牙挺了過來。他沒有辦法做科學研究，就在體力勞動之余，研制成功了如何用廢鐵罐打造出經濟實用的煤油爐子。

　　北大的“造反派”來抄家兩次，第一次來勢洶洶，想要把手術后仍然體弱的母親捉到北大去批斗。他們進了中宣部大院找不到我家，問路時恰恰問到了弟弟頭上。弟弟機靈地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后繞道跑回家告急。姐姐護著母親急速離開大院，去了東單，天黑后又去好友家藏了幾天。

　　“造反派”捉不到人，抄走了十幾麻袋的書信、照片和書籍，后來又補抄了一次，許多有歷史意義的文物損失殆盡。特別是母親正在寫的新書的手稿和札記，被悉數抄走，那真是她用生命為代價積累起來的啊。

　　母親的心在滴血。但是，她不認輸：“皇天不負有心人。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我還可以從頭開始。”母親咬緊牙關，一點一點重新積累資料，寫在隨手能夠找到的大大小小的紙片上，有時還要用當年做地下工作時候的辦法，把紙片藏在不會被發現的地方。

　　1969年冬，寒風凜冽，幾輛三輪車載著父母被抄家后的全部家當，我們搬到了新的棲身之地——北大東門外燕東園29號樓下待修理的兩間住房，總算又有了一個窩。

　　房間很少，剛去時，母親就將床板搭在過道上。沒有暖氣，生蜂窩煤爐子的技術又不熟練，有一夜，母親和我都中了煤氣，抬出屋子后，在院子里躺了好幾個小時才蘇醒過來。父親在干校，被懷疑為“五·一六”分子，專案審查，吃盡苦頭，險些送命，幸而由姐姐奔走營救，死里逃生。

　　母親又被要求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住在歷史系學生宿舍的六樓。她腿腳不好，無力上下樓去食堂吃飯，常常以干糧充饑。有好心的女學生，有時會幫她打來開水。那時，宏嘉舅舅送給她一個自制的小煤油爐，幫了母親的大忙，她可以用來煮一點掛面吃。

　　有時，為了讓母親回家吃點東西休息一下，我會在夜里騎一輛低矮的女自行車，偷偷地帶著她離開宿舍。她坐在后座上，我們從北大未名湖旁的陡坡上急速下行，母親的手總是緊緊地抱著我的腰。現在想起來，真是后怕。

　　“文革”十年，最讓父母刻骨銘心的，是對他們革命生涯的歪曲和否定，扣上“假黨員”“美特嫌”“反動權威”這些莫須有的“帽子”。有一次，專案組反復逼迫父母承認是假黨員，遭到他們拒絕。專案組悻悻離去，居然忘記帶走他們外調時其他同志證明父母親是“真黨員”的證明材料。

　　盡管如此，我沒見過父母親流過一滴眼淚，發過一句哀嘆。他們總是要我們坐下來，商量家里的難題，共同想辦法應對。家庭的親情像一張堅實的大網，將我們每一個人都牢牢地兜住。

　　1976年盛夏，父親在燕東園的東屋對我說：“現在黨內有一個鐵蓋子。總有一天這個鐵蓋子會被打碎的！”父親又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打倒江青！”我聽了大吃一驚，連忙走出房間，看看有沒有鄰居在附近，又出了小院門，繞著小樓轉了一圈，確信沒有任何人聽見，才松了一口氣。

　　父親一向穩重，謹言慎行。這一次，他實在是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