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國成立后,母親被中共青島市委分配到山東大學文史系任教授,講授美國史和世界史,同時還擔任幾種社會職務。那時的她,短發,有時淺藍色的竹布大褂,有時灰色的制服,腳上則是一雙布鞋。如果不是鼻子上架著的一副金絲邊眼鏡,很少人能把她與老解放區來的干部區分開。
母親生活樸素,從不吸煙,雖有酒量,但除了偶爾小酌外,從不豪飲。她平易近人,很快就與師生們打成了一片。
在青島的幾年,母親幾乎全部身心都撲在了美國史的研究和寫作上。每晚醒來,我們姐妹都能看到從父母臥室門縫里流淌出來的燈光。后來,母親又懷了孕,妊娠反應特別厲害,經常嘔吐,但她仍然伏在書桌,將書立在面前,繼續工作。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國內對美國史的研究有了強烈的現實需求。母親的專著《美國簡明史》隨即應運而出。那年的初秋,弟弟汝諧——一個健碩的胖小子出生了。
雖然母親深知母乳對幼兒發育的重要性,但是為了修改第一本精心撰寫的專著,她只能忍心割舍,給剛剛出生的弟弟請了奶媽。弟弟10個月大時,為了修改《美國簡明史》初稿, 母親又一次毅然決定,獨自調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編審。
母親首先要完成出版社的審稿工作,然后才能修改《美國簡明史》,她主動提出,編審之外修改書稿時間一律記錄在案,扣發工資。
當時,母親沒有助手,更沒有學生,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甚至連寫家信的時間都沒有。我想,母親自從與美國史結緣,就把全部心血凝聚于此,那就是她親自孕育、生產的一個又一個的孩子啊。
一年后,我和姐姐先一步到北京來上學,父親因為工作需要,帶著弟弟在青島又過了一年。這期間,家里最可怕的一件事發生了:弟弟不幸感染腦膜炎,病情危急。接到加急電報,母親急忙定了趕回青島的火車票。臨行前,她在窗下匆忙地縫著一條要穿長褲的扣子,雙手顫抖。她說:“怎么辦呀,去晚了可能就看不見他了。”但是母親沒有落淚,方寸不亂。她安排好了我和姐姐的生活,奔赴青島。
幸好,醫生為弟弟抽了脊髓,動了手術,再加上母親的精心呵護,他的命最終保住且恢復得很好,沒留下后遺癥。同期患病的一百多個孩子中,他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幸存者之一。
1953年,《美國簡明史》出版。出版社支付了數千元稿費,母親全部交了黨費。專著一出版,母親就更忙了,她不但要撰寫第二本書《美國早期發展史》,還要不斷地參加各種活動。
現在回想起來,很可能因為不是工農家庭出身,又是從美國留學回來,所以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歷次政治運動,母親都被視為“右傾”“白專”,不斷進行思想檢查。她無法埋頭專心做學問,反而要用珍貴的時間去進行“脫胎換骨”。她參加過廣西的土改,調查過肅反對象的歷史問題,做過多種宣傳員、文化教員,還被下放到周口店農村勞動。
那時的母親,只有當夜幕降臨,才能沉浸在心愛的美國史研究中去。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任務,她都會隨身攜帶一些書籍和資料,有一次甚至還帶上了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哪怕只有幾分鐘,哪怕只有一兩片紙,只要有空,她就會看上一眼。
20世紀50年代初,政治氣氛還算平穩,我們家也比較歡快。父親帶弟弟來京的那個新年,我們還開了一個家庭晚會。父親吹笛子,表演雜技:他能把雞毛撣子立在額頭上,來回走動而保持撣子不掉。母親大聲地唱“同學們大家起來,肩負起天下的興亡”“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姐姐打起腰鼓,家中一片歡騰。
那時,父親在馬列學院(現在的中央黨校)進修,只有周末才能趕回家。一家人最快樂的時光,就是星期日去公園。
1956年初,周恩來總理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母親鼓勵我和姐姐動手做些科學實驗,看見我們沒有行動,她竟然自己身體力行,做出了一個礦石收音機,還剪了一支彩色的紙蝴蝶貼在上面,取名為“蝴蝶牌”。當我和姐姐聽到“蝴蝶”里傳出的美妙廣播,既驚喜又慚愧。
1957年“反右”之后,家庭和社會氣氛日漸凝重。父母看見一些大學生被劃成“右派”,警告我說:“你幸虧晚生了兩年,不然也很危險!”他們帶我去看了很多大字報,這是我經歷的第一次政治運動。那時,母親的第二本專著《美國早期發展史》出版,她成為黨內卓有建樹的專家,但是也不斷受到“白專”“成名成家”思想的質疑和批判。
1958年,母親被下放到周口店勞動。暑假我坐長途汽車去探望她,那里的生活艱苦,吃的是摻了糠的麩子面窩頭,住的是草房泥鋪,蚊子跳蚤讓人難以安睡。
母親白天要參加勞動,趕著小毛驢,在菜園子里除草、澆水。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流下了眼淚。但她卻說:“一個共產黨員,就應該與老百姓同甘共苦。他們祖祖輩輩都在這里生活,我來這里短期鍛煉,這算什么苦呢。”
母親的小屋很簡陋,唯一的一張小炕桌上,整整齊齊地碼放著書本筆記,一盞煤油燈擦得锃亮。母親每夜都要伏案閱讀,我在夜里醒來,催她快睡,她總是頭也不抬,對我說:“我習慣了,你再睡吧。”
在周口店住的那幾天,我永遠難忘。
1960年,母親被調到北京大學,開設美國史講座,她依然超負荷地工作著。過度的勞累招來了病魔的侵襲。1964年,母親罹患腸息肉癥,幾次被誤診,她不能進食,奄奄一息。
幸而,在父親的百般努力下,最終在中蘇友誼醫院確診,并動了6個多小時的大手術,切除了80厘米的大腸。病后,母親用超人的毅力加強康復。有一次,姐姐去探望她,看見她正扶著墻,慢慢行走,搖搖晃晃,步步艱難,姐姐非常感動。
三
“文革”的群眾運動,狂風暴雨般席卷全國,我們所住的中宣部大院,首當其沖。大字報鋪天蓋地,風中舞動,觀者如潮。萬幸的是,父母都很堅強,家族里、好友中也沒有一人自殺。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嚴重的沖擊,而是因為他們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親情。
當年青島地下黨負責人之一、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曾親口對我說:“20年以后,歷史會還原真相。”舅舅黃宏嘉(中科院資深院士)“文革”前已是國際知名的微波與光纖專家,“文革”中因為“美國特務嫌疑”,又是反動學術權威,被關押在地下室。他在大衣的折縫中密密地縫入了100多粒的安眠藥,以求速死。
但是,為了不連累家人,舅舅終于咬牙挺了過來。他沒有辦法做科學研究,就在體力勞動之余,研制成功了如何用廢鐵罐打造出經濟實用的煤油爐子。
北大的“造反派”來抄家兩次,第一次來勢洶洶,想要把手術后仍然體弱的母親捉到北大去批斗。他們進了中宣部大院找不到我家,問路時恰恰問到了弟弟頭上。弟弟機靈地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后繞道跑回家告急。姐姐護著母親急速離開大院,去了東單,天黑后又去好友家藏了幾天。
“造反派”捉不到人,抄走了十幾麻袋的書信、照片和書籍,后來又補抄了一次,許多有歷史意義的文物損失殆盡。特別是母親正在寫的新書的手稿和札記,被悉數抄走,那真是她用生命為代價積累起來的啊。
母親的心在滴血。但是,她不認輸:“皇天不負有心人。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我還可以從頭開始。”母親咬緊牙關,一點一點重新積累資料,寫在隨手能夠找到的大大小小的紙片上,有時還要用當年做地下工作時候的辦法,把紙片藏在不會被發現的地方。
1969年冬,寒風凜冽,幾輛三輪車載著父母被抄家后的全部家當,我們搬到了新的棲身之地——北大東門外燕東園29號樓下待修理的兩間住房,總算又有了一個窩。
房間很少,剛去時,母親就將床板搭在過道上。沒有暖氣,生蜂窩煤爐子的技術又不熟練,有一夜,母親和我都中了煤氣,抬出屋子后,在院子里躺了好幾個小時才蘇醒過來。父親在干校,被懷疑為“五·一六”分子,專案審查,吃盡苦頭,險些送命,幸而由姐姐奔走營救,死里逃生。
母親又被要求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住在歷史系學生宿舍的六樓。她腿腳不好,無力上下樓去食堂吃飯,常常以干糧充饑。有好心的女學生,有時會幫她打來開水。那時,宏嘉舅舅送給她一個自制的小煤油爐,幫了母親的大忙,她可以用來煮一點掛面吃。
有時,為了讓母親回家吃點東西休息一下,我會在夜里騎一輛低矮的女自行車,偷偷地帶著她離開宿舍。她坐在后座上,我們從北大未名湖旁的陡坡上急速下行,母親的手總是緊緊地抱著我的腰。現在想起來,真是后怕。
“文革”十年,最讓父母刻骨銘心的,是對他們革命生涯的歪曲和否定,扣上“假黨員”“美特嫌”“反動權威”這些莫須有的“帽子”。有一次,專案組反復逼迫父母承認是假黨員,遭到他們拒絕。專案組悻悻離去,居然忘記帶走他們外調時其他同志證明父母親是“真黨員”的證明材料。
盡管如此,我沒見過父母親流過一滴眼淚,發過一句哀嘆。他們總是要我們坐下來,商量家里的難題,共同想辦法應對。家庭的親情像一張堅實的大網,將我們每一個人都牢牢地兜住。
1976年盛夏,父親在燕東園的東屋對我說:“現在黨內有一個鐵蓋子。總有一天這個鐵蓋子會被打碎的!”父親又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打倒江青!”我聽了大吃一驚,連忙走出房間,看看有沒有鄰居在附近,又出了小院門,繞著小樓轉了一圈,確信沒有任何人聽見,才松了一口氣。
父親一向穩重,謹言慎行。這一次,他實在是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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