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問題也會被標簽化
普通人也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到了公務員、機關干部那里,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就變得不普通起來。
王裕如曾經接待過一對從北方趕來咨詢的男女,他們并非夫妻,卻十分般配。兩人都是公務員,并擔任一定的職務。
女士氣質高雅,自訴丈夫是經營飯店的,她與丈夫是“年輕時的選擇”,如今她找到自己真正愛的人,卻不知如何結束現在的婚姻,更不知如何應對由此引起的紛擾。
“其實,現在的社會對婚姻重組已經相當包容了,可婚變一旦發生在擔任公職的公務員身上,人們的評價就會低很多,當事人更是顧慮重重。”王裕如說。
確實,人們很難辨析發生在領導干部身上的情感糾紛是出于真愛,還是摻雜著職務上的特權,就像一些人習慣性地把干部自殺與貪污腐敗聯系起來一樣,他們的婚變也很容易讓人產生更多聯想。
除了那些抵御誘惑的心理博弈,他們的心理壓力還來自于社會轉型期對原有的工作模式、思維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不斷完善的問責機制也讓一些人壓力大增。
比如周某,在新的工作崗位上,領導要求他進行創新性管理,讓他無法應付。“報道中說他覺得工作中處處遇到困難,同事們在背后笑話他。其實,這種所謂的被非議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來的。”王裕如分析說。
“有些突發事件發生后,有的干部缺乏危機處理經驗,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雙重危機,不但要手忙腳亂地處理善后事宜,還要承受來自上級和社會的壓力。”王裕如說,“新聞媒體的發達,網絡監督的興起,使得官員不得不面對公眾的審視和質詢,有些干部擅長本職工作,但性格內向,面對公眾時會感到不適應。”
“現在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不是擔心工作出問題,就是怕人際關系沒處理好,常常失眠。人還不到四十,白頭發卻生了不少。”曾有來訪者這樣向王裕如訴苦。
很多人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工作和應酬中,無暇顧及家庭,導致夫妻不和、兒女失教等一系列問題,也會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普通人家的孩子教育也會出問題,但干部子女一出問題,就會被貼上標簽。”
王裕如的一位朋友說:“我以前在機關工作,后來轉到大學教書。我感覺,在大學當老師比當公務員舒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