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問題也會被標簽化

普通人也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到了公務員、機關干部那里，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就變得不普通起來。

王裕如曾經接待過一對從北方趕來咨詢的男女，他們并非夫妻，卻十分般配。兩人都是公務員，并擔任一定的職務。

女士氣質高雅，自訴丈夫是經營飯店的，她與丈夫是“年輕時的選擇”，如今她找到自己真正愛的人，卻不知如何結束現在的婚姻，更不知如何應對由此引起的紛擾。

“其實，現在的社會對婚姻重組已經相當包容了，可婚變一旦發生在擔任公職的公務員身上，人們的評價就會低很多，當事人更是顧慮重重。”王裕如說。

確實，人們很難辨析發生在領導干部身上的情感糾紛是出于真愛，還是摻雜著職務上的特權，就像一些人習慣性地把干部自殺與貪污腐敗聯系起來一樣，他們的婚變也很容易讓人產生更多聯想。

除了那些抵御誘惑的心理博弈，他們的心理壓力還來自于社會轉型期對原有的工作模式、思維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不斷完善的問責機制也讓一些人壓力大增。

比如周某，在新的工作崗位上，領導要求他進行創新性管理，讓他無法應付。“報道中說他覺得工作中處處遇到困難，同事們在背后笑話他。其實，這種所謂的被非議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來的。”王裕如分析說。

“有些突發事件發生后，有的干部缺乏危機處理經驗，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雙重危機，不但要手忙腳亂地處理善后事宜，還要承受來自上級和社會的壓力。”王裕如說，“新聞媒體的發達，網絡監督的興起，使得官員不得不面對公眾的審視和質詢，有些干部擅長本職工作，但性格內向，面對公眾時會感到不適應。”

“現在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不是擔心工作出問題，就是怕人際關系沒處理好，常常失眠。人還不到四十，白頭發卻生了不少。”曾有來訪者這樣向王裕如訴苦。

很多人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工作和應酬中，無暇顧及家庭，導致夫妻不和、兒女失教等一系列問題，也會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普通人家的孩子教育也會出問題，但干部子女一出問題，就會被貼上標簽。”

王裕如的一位朋友說：“我以前在機關工作，后來轉到大學教書。我感覺，在大學當老師比當公務員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