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來到“青年匯”，他們就擁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朋友”。這里的午間影院、公益志愿驛站、戲劇音樂工坊、咖啡吧、桌游吧、圖書沙龍等功能區及籃球場、健身園等室外設施統統向青年開放，讓青年們在閑暇時有了一處心靈休息的港灣。

在有著2069萬人口的北京，35歲以下的青年人就有1000萬。這1000萬青年人的最大特點，就是流動——流動青年占比一半。在北京這樣一座國際化的特大城市，要做好青年工作，先天面臨著特殊的困難和挑戰。

常宇，38歲的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在去年當選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2013年6月18日，共青團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小組會議結束后，常宇延后了午餐，在空蕩蕩的會議室里給記者講述北京的青年工作。

尋找最大公約數

在“北京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包容”，這與北京這個城市多元化的特點有關。一方面，高校云集，高端產業密布；另一方面，低端的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也為數不少。而在后者層面，數十萬青年人在產業園區從事制造業，數十萬在大型集中的商超和批發市場做銷售，還有數十萬人在建筑工地從事施工和保安工作。其他的，則分散居住，分散就業。

常宇說，北京青年人分布的格局和長三角、珠三角不一樣。他們主要是成規模園區化的制造業，而在北京，青年人集中在產業園區的只有30%，其他70%都在第三產業。北京的青年人很分散，這種流動性決定了不能整建制做工作，使得共青團聯系青年、服務青年工作的挑戰很大。

此外，北京青年還有素質多元化的特點。和以前相比，現在體制多元，造成了多元化的價值追求，多元化的意見表達方式，多元化的工作生活狀態。這些，都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必然。

青年人的價值追求表現不同。常宇說，習近平總書記講中國夢，實際可以理解為一個凝聚全國人民價值追求的最大公約數。而意見表達方式多元，集中體現在自媒體時代。

對于網絡，常宇有著自己的見解。他說，自己是看著互聯網成長起來的——早在讀高中時，身為首鋼工人的父親就給家里買了一臺計算機，因為父親看了一篇報道，說日本有60—70%的中學生家里有計算機。常宇說，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人人都可以上傳訊息，成為媒體渠道。從此，個人傳播意見表達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比如今天的人人網、微博、微信，每個人的發言都被公開化。

北京是一個高校云集的城市。北京有26所211高校，高校的共青團工作也和以前不一樣。以前，高校統一價值追求，政治事件會引起極大的關注。而現在，高校也表現出了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政治事件，在高校中的關注度和動員力，開始逐漸弱于和高校學生自身相關事情的動員力。這和時代的變遷有關系。

常宇說，在這個背景下，共青團應該思考在新形勢下共青團工作的著力點。共青團北京市委的結論是，在團中央工作的格局之下，要積極進入社會建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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