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和寬厚的胸懷處理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彰顯了唐代社會發展高度的自信心和開放度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貞觀元年（627年），又說：“朕以天下為家。”貞觀十八年（644年），又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這種認識和思想，顯示了處理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的仁和寬厚的胸懷。在這種思想和胸襟指導下，貞觀時期推行了十分開明友善的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政策。貞觀四年（630年），唐朝滅亡東突厥汗國后，沒有采取歷史上慣用的分離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至靈州（今屬寧夏）一帶，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歸附突厥降戶，又在突厥原居地設置了定襄、云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實施管理。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領擔任，可以世襲，創立了新的羈縻府州制度。開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后，“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例由唐廷冊封的制度。唐太宗還實行了與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的政策，以婚姻親情的方式協調強化與周邊各民族的關系。開明友善的民族關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長期實施，大大減少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隔閡，增強了各民族間的廣泛互補和血肉融合，實現了多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華民族新的代稱——“唐人”形成，奠定了現代中華民族的基礎。

中外關系方面也迅速出現了繁盛景況。貞觀后期，“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唐高宗以后，更是出現了“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壯觀場景，各國貴胄使臣云集唐都長安，拜謁大唐天子。大唐帝國以其無與倫比的昌盛和開放，“懷柔荒遠”、“協和萬邦”，引領著世界潮流。同時，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的持續發展，也推動了唐代文化的多元繁榮。以仁和寬厚的胸懷處理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彰顯了唐代社會高度發展的自信心和開放度，也為大唐帝國不斷注入了生機和活力。唐代的歷史經驗昭示我們，只有全面而持久的開放，“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才是國家繁榮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