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冀魯豫根據地是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敵后開辟的重要根據地。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依據形勢變化，分批次在華北實行戰略展開，先后在晉冀豫、冀魯豫地區開辟根據地。1941年 7-8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成立，下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行政區。到1944年，晉冀魯豫根據地面積已達 60多萬平方里，下轄 198個縣，人口 2500多萬。
在華北地區開辟根據地的過程中，八路軍“以山地為支點，逐步向平原發展”，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然而，在轉向平原開辟根據地時，一些人有所顧慮：“從山地到平原，各方面的條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支人民軍隊‘靠山起家、靠山吃飯’，長期在南方和北方的山區轉戰，沒有在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的經驗。”如何看待這種顧慮？如何在平原地區有效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先后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師政委，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鄧小平，領導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黨政軍各項工作，在建設、管理根據地的過程中，進行了深入思考和實踐，形成了關于開展群眾工作的一系列思想。他指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做好群眾工作，“現在有的人說平原游擊戰是不可能的，更是難以持久，理由是華北大平原無天險可守，像冀南，冀中，冀魯豫……都沒‘井岡山’……但是我們共產黨人一貫相信廣大的人民群眾才是我們的最大靠山和力量的源泉。只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就會形成‘一座高山和一片大海’，這些高山大海就可以把日寇圍困起來，把他們置于死地”。鄧小平關于開展群眾工作的思想為根據地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豐富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內涵，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前學界對鄧小平群眾工作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故本文擬通過歷史文獻的總結梳理，對全面抗戰時期鄧小平在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群眾工作思想作一探析，以期深化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群眾支持是根據地發展壯大的首要條件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逐漸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面，這其中的關鍵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鄧小平認為，群眾支持與否是根據地存亡的關鍵，因此，尊重和相信群眾，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做好群眾工作，得到群眾廣泛支持，是根據地鞏固發展壯大的首要條件。
（一）深刻指出取得群眾支持對在平原地區開辟和建設根據地的重大意義
七七事變后，國民黨軍隊不斷敗退，華北平原大部分縣城和交通線被日本軍隊占據。1938年 4月，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作出重要戰略決策，將原在山西山區的八路軍三大主力分別向河北和山東的平原地區挺進，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
如何在華北平原建立根據地，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以及向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山地”。面對從山地到平原的轉變，一些同志有顧慮，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游擊隊在平原上的活動。自然沒有像山地那樣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敵人的機械兵種或騎兵，倒有較便利的條件了”。有的干部因為沒有經驗而缺乏自信：“能否在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能否在平原建立根據地？最初還拿不準，不能肯定。”
為了消除這些顧慮，在平原地區順利開辟和建設好根據地，鄧小平提出了開展艱苦奮斗的斗爭“真理”：“偉大勝利之獲得，如果只歸功于正規軍隊的努力是絕對不夠的，而必須同時歸功于普遍的民眾游擊戰爭之開展”，“只有充分估計廣大民眾游擊戰爭的不可摧毀的力量”，才能支持我們軍隊在平原的抗戰、開辟和建設好根據地，以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更加艱苦的局面。正如 1938年 4月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平原游擊戰的指示》所強調的：“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也是有可能的。我們黨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就是做好群眾工作，取得群眾支持。鄧小平認為，人民群眾是重要的抗日力量，“只要你是真正抗日的部隊，他們愿意把最好的東西送給你吃，他們不避危險地為戰爭服務，他們熱烈地慰勞作戰的部隊”，取得群眾支持對于我們黨在平原地區開辟和建設根據地具有重大意義。
（二）充分肯定群眾為建設和鞏固根據地所作的重要貢獻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鄧小平曾飽含深情地稱贊：“人民是一切的母親，是對敵斗爭一切力量的源泉”，充分肯定了廣大群眾為建設和鞏固根據地所作的重要貢獻。
首先，群眾積極參軍、參與群眾性游擊戰爭，實現軍民共同抗日。鄧小平認為：“軍民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他高度肯定了根據地群眾踴躍參軍的良好風氣，指出：廣大群眾“不斷把自己的父兄子弟送入自己的子弟兵和民兵”，“近兩年來每次兵員補充任務不到十天就可以完成而且超過”。此外，群眾還被組織起來成立自衛隊，承擔站崗放哨、破路藏糧等工作，配合正規部隊共同抗日。許多群眾還積極參軍，使八路軍在兵源上得到了有力保障，僅在 1940年參加自衛隊、青年抗日先鋒隊等群眾武裝的冀南群眾就“當以百萬計”。此外，太行、太岳的群眾也廣泛參與了百團大戰和破壞鐵道、公路斗爭。這說明抗戰中群眾參與戰斗“是非常熱烈而成績卓著的”。
其次，群眾積極參與生產，為根據地的經濟發展提供物資保障。在黨的合理負擔、減租減息政策引領下，根據地群眾生產熱情高漲，積極參加農業生產，春耕秋收、積肥施肥，同時還參加植樹、修渠、打井、造水車等工作。根據地群眾還發展了初步的手工業生產，“自制的香煙等已夠本區供給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織物和紙張，能夠往外運銷”。同時，根據地群眾還自發組織起了各種形式的生產互助合作社，更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1944年，鄧小平總結道：“七年來，太行人民出的公糧不下三百萬石，還有款子、軍鞋、支差及其他負擔，全區同胞的確是盡了一切力量的”，“我們的工廠，也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生產，保證了戰爭的供給。工人職員們努力的成果，是值得夸耀的”。
（三）反復強調根據地各項工作要密切聯系群眾
鄧小平認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這是一個淺近的真理。離開民眾，堅持敵后抗戰是不可能的”，“經驗尤其證明：誰關心人民的問題，誰能幫助人民想辦法去和敵人斗爭，保護人民利益，誰就是群眾愛戴的領袖”。他嚴肅批評了不重視群眾的觀點：有些人“始終抱著害怕民眾的觀點，他們不愿意群眾真正地組織起來。他們寧愿采用一種空洞的機關來代替正在開展的群眾救亡運動”。“離開群眾來建設布爾什維克黨是不能想象的”，“有了廣大的群眾運動，才有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黨”。
因此，鄧小平多次強調深入基層、聯系群眾的必要性。他要求，“必須注意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教育干部和群眾領袖防止脫離群眾的傾向”。他鼓勵各級干部“經常下鄉，召集群眾講演、士紳談話、座談會，慰問抗屬，解答群眾各種問題，反對機關主義”。軍隊工作也不應脫離人民群眾，鄧小平指出：“游擊隊應是土生土長的，要與當地群眾結成親密的關系，要有堅決與敵斗爭，保護人民利益的決心，要為人民所信賴。”“軍民一體，正是我們能夠堅持敵后抗戰，鞏固并發展根據地，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他強調，根據地各方面工作都要主動深入群眾之中，“與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離的關系。要了解人民大眾的問題，并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這樣才能獲得群眾支持，為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奠定堅實基礎。
二、堅持黨的領導是做好群眾工作的 核心要求
通過對抗戰局勢和晉冀魯豫根據地實際情況的觀察和思考，鄧小平指出，一方面，重視、依靠群眾是開展好群眾工作的首要條件，必須爭取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群眾自身存在的一定局限性，開展群眾工作不能離開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做好群眾工作的核心要求。
（一）客觀指出群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
從當時根據地的實際情況來看，群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文化水平低，政治覺悟不高。敵后根據地的普通群眾絕大多數是目不識丁的農民，面對敵人往往本能地害怕，不敢參與到抗日的隊伍中。鄧小平指出：“群眾的心理是害怕敵人，不相信軍隊和民兵力量。”加上一些傳統觀念的束縛，政治覺悟普遍不高。如在征兵問題上，有的群眾受“好子不當兵”的封建思想的影響，以及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別是抗日的教育”，應征意愿并不強烈，甚至加入土匪和會道門等一些反動組織，限制了根據地抗日武裝的充實。對此，鄧小平分析：“民眾不能充分認識國家已經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線，反會產生和增長避免兵役的心理。”他認為，應當用多種教育和宣傳的手段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激發他們的抗日熱情。
其次，容易受敵人蒙騙。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達到侵略目的，在文化上采取奴化政策，通過各種手段腐蝕和消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斗爭精神，他們焚毀中國的文字典籍，屠殺監禁愛國知識分子，建立漢奸機關，豢養漢奸文人，鼓吹“中日親善”“共存共榮”和“東亞新秩序”等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還建立了所謂“治安維持會”，通過一些“小恩小惠”來欺騙流亡群眾，甚至妄言“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在此背景下，群眾很容易受到蒙騙。鄧小平敏銳地揭露了敵人的陰謀，指出他們“以迎合農民的落后心理，企圖消除國人對敵人之仇恨，而遂其亡我國家，滅我種族的目的”。因此，鄧小平提醒根據地軍民要提高警惕：“不要以為他們光是剝削人民，不懂政治斗爭，他們也可能以一時之讓步，取得人民之擁護。這些是更厲害，更嚴重，更值得警惕的。”
最后，缺乏科學的斗爭方法。面對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未經科學訓練的群眾很難展開正確斗爭。如在反“掃蕩”斗爭中，鄧小平發現：“只有軍隊作戰，群眾一般是怕戰爭，無組織狀態，以家庭為單位逃跑或不逃跑，不相信空室清野。在沒有軍隊活動的地方，敵人橫沖直闖，大燒大殺，人民損失很大，戰后悲觀失望。”這說明群眾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做好群眾工作，迫切需要正確的領導。鄧小平認為，在嚴重斗爭形勢下，群眾容易出現慌張害怕的現象，但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正確的指示與深入的動員”，可以培養群眾掌握科學的斗爭方法，“不斷地增強民眾的戰斗力，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二）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
1943年 2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明確提出：“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他進一步分析了黨與群眾之間的關系，即中國共產黨人“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僅要當群眾的學生，還要當群眾的先生，黨不是要發展群眾運動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黨的方針在群眾運動中獲得實現”。這指明了黨在群眾工作中的領導地位，黨要作為“群眾的先生”，為群眾工作舉旗定向，以免發生偏差。
在鄧小平看來，包括群眾工作在內，黨的領導是全方位的，“一切組織，如軍、政、黨務、群眾的團體，均統一在黨委會的領導下面工作”。這是與中共中央的精神相統一的。1942年 9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指示，黨在根據地“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的建設與民主制度的實行，要求每個根據地的領導一元化”。鄧小平在根據地的具體工作中貫徹落實了中央指示，并指出加強黨的領導的現實意義：“過去經驗證明：一元化實行得好的地方，對敵斗爭才有力量；如果內部磨擦，互相埋怨，結果只會放松或放任對敵斗爭，遭受很大的損失。”可見，加強黨的領導，不僅符合中央政策，又有利于現實斗爭，是根據地長遠發展的根本保障。
當然，有的同志誤以為黨的領導代表黨要包攬一切。鄧小平將這種錯誤觀點概括為“以黨治國”，認為這是忽視民主和脫離群眾的表現，是錯誤的。他強調，“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
（三）注重加強黨的建設
考慮到“今天的黨與過去不同了，不只領導黨，還要領導軍隊，幫助政府，領導群眾”，鄧小平指出，要建設一個堅強有力的黨，“樹立黨的威信，在斗爭中使群眾真正認識黨，使黨成為群眾的黨”，更好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1940年 5月，他主持起草《一二九師抗戰以來的工作總結報告》，在報告中提出，建設鞏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據地，黨的建設是三大工作之一，“中心放在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上”。
加強黨的建設，首先要求黨員干部在政治上要自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切實把中央的精神落實到群眾工作中去。鄧小平提出，黨員干部要“了解黨的路線，忠實執行黨的路線”，“真正保證黨的路線之實現”，“要真正地把握住黨的路線，和群眾搞在一起，艱苦奮斗，支持戰爭，不要因新的環境改變方針”。
其次，健全和鞏固各級黨組織，為領導和開展群眾工作奠定組織基礎。“創造真正的有戰斗力的黨支部、區委、縣委”，“真正把工作放在下層，了解下層，幫助下層，替下層解決困難”。在和下屬談話時，鄧小平強調，應該把重點放在地方黨組織的建設上，“黨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抓組織建設，逐步發展和壯大黨組織的力量，提高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威信”。
最后，加強作風建設。鄧小平要求，廣大黨員要對不良作風進行主動整改，“如果是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的人，就一定要整風，改造思想”。在他的領導下，1943年晉冀魯豫根據地開展了整風運動，一些“形式主義的生產領導，簡單生硬的工作方式”等脫離群眾的不良做法得到糾正。通過作風建設，黨員干部的面貌煥然一新，黨的戰斗力顯著增強，推動了根據地群眾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三、實事求是是開展群眾工作的基本方法
做好群眾工作需要科學的方法。晉冀魯豫根據地面臨的局勢復雜多變，根據地內外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群眾在需求上各有側重。因此，鄧小平認為，做好群眾工作，必須要根據實際，運用好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一）做好調查研究，掌握實情
開展群眾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調查研究，掌握實情，從而制定科學有效的群眾工作政策。鄧小平重視針對基層的調查研究，以獲取各方面群眾的真實信息，他認為：“要普遍地做宣傳工作、調查工作，要拜訪士紳、老百姓，隨時了解風俗人情”，要“耐心地細心地來分析和了解問題，從各方面了解問題”。
為掌握實際情況，鄧小平曾經多次深入到根據地下屬各地區視察工作。如 1942年 5-6月，為推動晉豫邊界中條山根據地的發展，鄧小平曾前往中條山地區進行詳細視察，并召集當地負責人座談，對當地工作提出針對性意見。6月底，鄧小平結束視察，在隨即召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會議上，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作了工作報告，提出了“工作中心是發動群眾”，“用深入的群眾工作來搞好財政工作，保證其他工作的完成”，“要用各種形式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領導好群眾斗爭”等要求。鄧小平基于調查研究所作的報告，內容詳實，建議可行，得到與會同志的一致認可。會后北方局充分吸收鄧小平提出的意見，發出了《對中條區工作的指示》。再如，1945年 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針對冀魯豫區存在的“各項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軌，根據地的群眾基礎尚不鞏固”等問題，鄧小平親自帶隊去冀魯豫根據地調查、指導工作。鄧小平和其他同志先分頭到不同的地區進行深入調查，搜集資料，然后仔細聽取匯報，認真研究材料。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后，才著手起草講話和報告。1945年 6月6日，鄧小平在冀魯豫分局群眾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總結了根據地群眾工作的經驗和教訓，為根據地進一步改善群眾工作、貫徹中央政策創造了良好條件。正是通過大量調查，鄧小平掌握了真實的基層情況，在此基礎上得出了科學指導根據地群眾工作的方針政策，切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二）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根據地開展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因為根據地內外各地區、各階層的實際情況有所不同，他沒有照搬照套以往的做法和經驗，而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鄧小平提出：“發展力量決定于正確的政策，必須研究每一政策在具體問題上的應用，克服主觀主義。”他還強調，如果不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特別是不愿意聯系實際”，則將出現“空洞無邊”的情況。
鄧小平結合具體實際，把晉冀魯豫地區分為根據地、敵占區以及處在敵我交界地帶的游擊區和游擊根據地四種情況，并進行了具體分析。因為不同地區的敵我力量、群眾基礎等條件均不相同，開展群眾工作必須因地因人制宜，靈活選擇工作方法。他強調：“我們要有正確的政策，不僅根據地的政策要正確，尤應在敵占區、游擊區要有一套明確的政策”，“在敵占區、游擊區采取簡單生硬的辦法，是必然失敗的，而必須照顧那里的環境，一切為保護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當的對敵斗爭方法”。
在根據地內部，群眾工作的重點要放在組織生產、提高群眾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激發群眾抗日積極性等方面。在黨的領導下，晉冀魯豫根據地組織了一系列群眾團體，幫助群眾“取消了攤派制度，實行了公平負擔，相當地減少了租息，提倡了互助，部分地改善了民生”。遇到災荒，黨還組織軍隊在農忙季節與群眾一起勞作，“人民許多困難被克服了，‘增加生產、改善生活、準備反攻’的口號，響遍了太行山的每個角落”，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還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抗日熱情。
在根據地以外的地區，以上方法便不能簡單照搬。鄧小平認為，對于一些“我一時不能收復的地區”，黨組織應該更加謹慎，“必須采取長期的埋伏政策、隱蔽政策與組織上的精干政策”。執行黨的政策也要靈活多變，鄧小平指出：“農村中這類問題是很多的，我們很可以按照實際情形，幫助基本群眾解除很多痛苦……不能一區一村地去做，可以一家一家地去做。減租減息，不能是二五減租、分半減息，可以少減一些。”對于敵人在根據地以外地區的奴化教育和造謠宣傳，加強宣傳攻勢也是重要任務，“要研究敵人，揭破敵人的造謠欺騙；要利用淪陷區的具體事實，指明亡國奴的慘痛”。在根據地之外的地區開展群眾工作，就是要幫助群眾穩定生活，宣傳共產黨的理念，為日后開辟根據地打下基礎。正是靠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工作方法，我們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群眾的支持，根據地愈發得到鞏固和壯大。
（三）尊重客觀規律，及時總結和反思
在平原地區開辟和建設根據地、開展群眾工作時，難免會在探索中出現一些失誤。鄧小平尊重客觀規律，及時總結和反思，不斷改進工作方法，促使群眾工作逐步走向完善。
1941年 4月，鄧小平指出：“敵占區日益擴大，抗戰區日益縮小”，根據地的鞏固出現了“甚為嚴重”的問題。他認為，盡管有“敵寇、漢奸從各方面加緊對我們進攻”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我們自己工作上的弱點。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政軍與群眾的聯系都非常不夠”，“不懂得從加強對敵斗爭中去領導群眾，振奮群眾，教育群眾，細心了解他們的痛苦，及時為他們解決疑難”。對此，鄧小平首先承認了不足，他指出，與敵人相比，我們“零亂分散與各自為政，所以表現不出大的力量”。同時，他鼓勵大家，務必要堅定軍民團結抗擊敵人的信心，一些地區認真做好了群眾工作，局面立馬主動了，“這證明只要我們執行正確的政策，積極對敵斗爭，任何嚴重的局面都是能夠打開的”。
在組織和領導群眾開展經濟生產方面，鄧小平也結合實際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反思：“主觀主義和粗枝大葉的毛病，妨礙了不少工作的進步”，“一些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如過多的群眾會議、干部會議，乃至人民武裝過多的放哨和操練，都妨礙了農民的耕作”。他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的干部忽略了對群眾具體問題的解決，“對生產的事情了解太少，常從主觀的愿望去決定問題”，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關注和努力糾正。
在不斷的總結和反思中，鄧小平針對局勢變化適時優化群眾工作方法，推動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群眾工作日益深入。正如他總結的那樣：“雖然缺點和錯誤還有，工作做得還不夠，但成績是有的。經過這種糾正，根據地更鞏固，我們與人民的團結密切了。”
四、全局觀念是開展群眾工作的重要原則
鄧小平在指導、開展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群眾工作時體現了鮮明的全局觀念。在他看來，群眾工作要服務于根據地發展全局，著眼于全國革命大局，不能只觀其一端，而應眼觀六路、整體分析。
（一）群眾工作要服務于根據地發展全局
在思考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發展問題時，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提出戰爭、生產、教育為敵后三大任務，忽視一個都是不可以的。”在根據地開辟、建設的不同階段，這幾項任務也各有側重。群眾工作要服務于根據地發展全局，就需要和不同時期根據地發展的任務緊密結合起來。
在開辟根據地的階段，需要增強武裝力量來打開局面。這一時期，做好群眾工作的重點一方面是動員群眾參軍，“應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動員廣大民眾加入軍隊，補充現有兵團，組織新的部隊，積蓄與擴大國家的武裝力量，以支持長期艱苦的戰爭。”另一方面，則是組織群眾性游擊戰爭，“所謂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就是軍隊與廣大人民武裝（民兵）相結合的斗爭，就是軍隊行動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斗爭”，“惟有群眾性的游擊戰爭，才能發揮根據地最大的威力”。
在鞏固根據地的階段，重點在于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鄧小平指出：“任何一個經濟建設的事業，沒有廣大人民自愿地積極地參加，都是得不到結果的。”因此，根據地把群眾工作和發展生產有機結合起來，廣泛發動群眾從事農業生產，鼓勵開墾荒地，提高糧食產量，同時還組織群眾生產自救，度過災荒，群眾“在政府有計劃有組織的救濟之下，仍然充滿了對敵人對自然作斗爭的活力”。
隨著根據地各項建設的日益完善，群眾工作的重點轉向了對群眾的教育，幫助他們提高政治覺悟和工作能力。鄧小平提出：“在群眾工作已深入的地區，應特別著重民主建設、生產建設、文化教育建設、人民武裝建設，使廣大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都提高一步”，鼓勵群眾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事業之中。
可見，群眾工作要依據根據地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因勢而動，發動組織群眾貫徹好黨的方針政策，促進根據地全局事業的發展，為取得抗戰的最終勝利奠定基礎。
（二）群眾工作要著眼于全國革命大局
晉冀魯豫根據地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它地跨數省，連接華北河南，貫通山東山西，戰略位置尤為重要。鄧小平指出：“我們在華北不僅要爭取敵后堅持的勝利，而且要打下基礎，以鞏固我黨戰后在華北的地位。所以，我們今天的努力，不僅是為了抗戰的勝利，而且是為了戰后的建國”，“我們的一切工作，必須著眼于今天，同時也為了明天”。晉冀魯豫根據地特殊的戰略位置，決定了對其群眾工作的考量不能局限在根據地內部，更應著眼于全國革命大局。鄧小平認為，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群眾工作應當為全國各根據地作好表率，“必須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各階層的團結，大大發揮人民的抗日積極性，準備足夠力量，以反對敵人的蠶食、‘掃蕩’和來自各方面的進攻”，通過群眾工作鞏固和發展好晉冀魯豫根據地，“以示范于全國”。
鄧小平用全局觀念分析和處理群眾工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44年 7月，毛澤東向各根據地領導人發出指示，就推行“三三制”、減租減息、軍隊輪訓、民兵工作等 10個方面提出問題，請各根據地匯報，作為中央決策的參考。1個月后，鄧小平就上述問題一一作了細致的總結匯報。毛澤東稱贊道：“內容極好。除抄給此間許多同志閱讀外，并轉發各地參考。我完全同意你們的路線，望堅持貫徹下去。”
五、結語
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在領導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黨政軍各項工作中，對如何做好群眾工作進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形成較為系統的群眾工作思想，為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指導，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鄧小平關于做好群眾工作的思想蘊含和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價值追求，豐富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內涵，可以為今天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的不斷發展，提供重要借鑒。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