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西南，有益探索
西南局成立之初，面對百業凋敝、民不聊生的爛攤子，鄧小平（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等領導人迅速制定了“建設人民的生產的重慶”的目標，強調“政府是人民的，也是為人民的”。他要求黨和政府“用高度的熱忱去關懷工人階級的各方面，從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質福利上去關心他們，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所謂對人民有利的事，就是這些事，如過去鹽一元一斤，現在只要九角九分；過去只能吃一斤鹽，現在能吃一斤一兩；以前過年過節沒有肉吃，現在可以買肉吃，這些哪怕是極小的經濟問題，都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人民對政府和干部更加擁護。”“一定要努力幫助群眾解決一切能夠解決的困難。暫時無法解決的困難，要耐心懇切地向群眾解釋清楚。”他高度重視和善于解決關于群眾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總是從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出發點作出決策。
西南地區解放后，恢復和發展經濟成為執政后共產黨的中心任務。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共產黨就是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否則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1950年3月，鄧小平在中共川東區黨委擴大會上指出：“中國要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必須把城市搞好。沒有城市，中國是不可能完成統一的……譬如重慶搞不好，就沒有辦法統一，重慶本區域以及外區的物資就無法交流，物價就要波動。”
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歸納了城市工作的五個方面，并強調這五個方面，都是圍繞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對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他堅持中央制定的“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的根本方針。他教育黨員干部：“我們將來要實行社會主義，但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后，條件準備成熟了，才能實行社會主義。同時并不因為將來要實行社會主義，現在就不扶持正當的私營資本的發展，正當的私營經濟不但為今天國計民生所必需，而且私營經濟的發展，在客觀上也是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作了準備。”
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后，作出的第一個重大決策，是以修建成渝鐵路為先行，帶動百業發展，幫助四川恢復經濟。面對西南地區百廢待興的局面，鄧小平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力陳修建成渝鐵路的理由：一是四川交通閉塞，政令不暢，不修鐵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暢通；二是重慶、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修鐵路可以帶動四川乃至西南百業興旺，并向全國提供農副產品，互通有無；三是修建成渝鐵路可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刺激生產，加快工業發展。在鄧小平力主下，中央毅然決定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立即興建成渝鐵路。
1952年7月，成渝鐵路順利通車。成渝鐵路作為西南地區城市大動脈，對于改善四川地區落后的交通狀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單列戶頭”，推動改革
1983年，在全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尚未全面鋪開的背景下，重慶被確定為全國第一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為了搞好這次試點，發揮重慶作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作用，從1984年起，黨中央對重慶市實行國家計劃單列體制。這一歷史性的決策，與鄧小平有著密切關系。
1978年2月，鄧小平視察四川，在成都聽取四川省委工作報告時，了解到重慶這個特大城市處于比較困難的境地：全市財政收入在全川占三分之一，支出占十分之一，整個城市破破爛爛，老工業基地改造欠賬非常嚴重。相關負責同志向鄧小平表達了對重慶恢復計劃單列的要求，鄧小平當即表態：“重慶計劃單列戶頭符合實際，這個要求不難，請省里寫個報告上來。”由于改革開放尚未揭開序幕，重慶單列計劃沒有馬上得到實施。
12月，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指出：“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在全國統一的方案還沒有拿出來前，可以先從局部做起，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做起，逐步推開。中央各部門要允許和鼓勵它們進行這種試驗。”這個講話是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宣言書，其中支持地方先行先試的改革思想，更成為重慶改革試點的思想武器。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試點。為配合這次改革，中央對重慶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計劃單列，給重慶以相當于省的經濟管理權限。至此，重慶作為中央選定的第一個試點大城市，被推上了全國城市經濟改革的最前沿。
軍民融合，工業調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不僅需要國內有正確的政策，而且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改變了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結論是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提出了國防科技工業要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大局，走軍民結合道路的戰略思想。他指出：“國防工業要搞軍民結合，以民養軍；總的方針是，至少拿出一半的人搞民用，將來自動化了，可以三分之二的人搞民用。國防工業設備好，技術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來，加入到整個國民經濟中去，大力發展民用生產，這樣做有百利而無一害。”1982年，鄧小平正式提出了“軍民結合，平戰結合，以軍為主，以民養軍”的十六字方針。
鄧小平提出的軍民結合的思想，促動和激發了重慶軍轉民改革，走出了軍民結合的新路子。
重慶軍工企業轉向民品生產的情況，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完全利用軍工技術和軍品工藝生產名牌產品。如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的運動槍和彈、獵槍和彈、防雹火箭彈、打雨炮和彈等產品。二是按“技術相通，工藝相近”的原則，生產國家正式定點的重要產品。如摩托車、自行車、縫紉機、電扇、時鐘、液壓支架等，創立了山城手表、合川火柴、紅巖墨水、三峽電風扇、將軍牌電冰箱、金雀電視機等重慶著名工業品牌。三是根據重慶軍工企業的技術裝備、工藝條件開發新產品。如軍民兩用載重越野汽車、微型汽車、集裝箱、空調器等。四是為輕紡工業技術改造服務的產品。如望江機器廠、空壓機器廠等七個軍工企業，為地方輕紡工業技術改造研制成功了制煙機、制革機、預硫化機、雙色圓印機、攪拌機、真空脫氣機等110多個品種。
隨著重慶工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軍工企業“軍轉民”已成為重慶市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助推器。1991年初，鄧小平評價：“我們抓國防工業的軍民結合，抓得比較早，這一條抓對了。”這是對軍民結合思想的肯定，更是對重慶軍轉民實踐的肯定。
決策三線，川渝分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持續了幾十年的三峽工程大規模論證工作重新展開。1980年7月，鄧小平在實地考察并聽取多方面意見后，發表了結論性意見：輕易否定搞三峽工程不好。從此，三峽工程在鄧小平的指揮與部署下，在可控制的范圍內開始全面運作。
1982年10月，由國務院牽頭的三峽地區考察團，在實地考察和論證基礎上，向中央提交了三峽工程的低壩方案，即三峽大壩正常水位150米，搬遷移民30萬人，只淹沒萬縣等。建成后，三峽電站發電能力達到1000萬千瓦。按照這個方案，水庫蓄水不能讓萬噸輪船到達重慶港埠，對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是個巨大的浪費。鑒于此，重慶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壩高方案對重慶港及其附近航道沒有改善，不能滿足航運要求，建議把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的中壩方案。
1985年1月，在聽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李鵬關于三峽工程的情況匯報后，鄧小平指出：“三峽工程是特大工程項目，要考慮長遠利益。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籌備。中壩可以多發電，萬噸船隊可以開到重慶。以后可有意識地把國家重大工業項目放在三峽移民區。”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三峽工程決議案。三峽工程最終被確定為壩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
三峽壩高確定以后，三峽移民作為三峽工程的最重要任務擺在了鄧小平面前。1985年1月，李鵬向鄧小平匯報三峽工程時，提出為保證三峽工程順利建成，妥善安置庫區移民，“考慮專門成立三峽行政區，用行政區的力量來支持三峽工程建設，做好淹沒區的移民和經濟開發工作……這個行政區應該包括重慶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業經濟基礎和人員智力的支援，便于發展經濟”。鄧小平表示，“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鄧小平關于川渝分治的建議，成為重慶建立直轄市的指導思想。
1994年12月，三峽工程正式動工，中央開始正式醞釀設立重慶直轄市。
1997年2月，國務院向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提交議案，申請審議設立重慶直轄市。
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決定批準設立重慶直轄市。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誕生。
（艾新全 據2019年第6期《紅巖春秋》）
來源：廣安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