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推動和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始終面臨著國際上對中國這樣那樣的議論。種種議論，或指向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方向，或針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重大步驟，或涉及中國實施的一些具體政策，有質疑和責難，有猜測和期許。怎樣面對和回答這些國際輿論，鄧小平的做法留給人們頗多經驗和啟示。
關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問題
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改革開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跨越，而是一個不斷在實踐中探索前進的歷史過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能否持續、穩定，國際上一開始就出現懷疑和擔心，且伴隨改革的進程不絕于耳。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瑞士客人時指出，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政策的連續性問題”。1983年3月會見美國客人時又指出：“國際上相當長一個時期的議論，就是中國政策的連續性可靠不可靠？”1987年4月會見香港客人，鄧小平進一步歸納說，改革政策的“變不變”，“是人們議論紛紛的問題，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紀末、到下世紀還要議論”。
針對這樣的國際輿論氛圍，鄧小平首先在公開場合尤其在會見外賓時反復闡明：我們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的基本立場不會變。例如，1983年會見美國客人時說，“中國政策連續性的問題早已解決，1978年底我們黨的三中全會確切地表明了這一點”；1984年會見港澳客人時表示，“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1985年會見日本公明黨訪華代表團時強調，“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1987年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搞了8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為什么要改變”？
僅僅是公開表態“不會變”，仍不足以消除或減少國際上在這方面的懷疑和擔心，還要有相應的策略和政策。如，為了鞏固對外開放這一基本國策，鄧小平說：“要制定同國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資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了，國際上也可以放心一點。”針對國際上將改革歸功于鄧小平個人而懷疑一旦他不在“政策就會變”的情況，鄧小平會見外賓時多次表示：“改不改變不決定于我這個人在不在，而取決于事情辦得對不對。”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是舉世公認的，但他總是對外強調：“并不單是我個人的作用，實際上是我們集體的作用。我只是出了點主意。”“中國的政策并不是我一個人提出的，中國的現行政策得到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廣泛支持，得到廣大干部的支持……國際上對我講得太多，不符合實際。”不僅在外交場合，鄧小平在黨內講話中也如此強調。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說：“現在外國報刊都是講我在里邊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點，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別的同志做的。”無論對黨內外還是國內外，鄧小平都表現出襟懷坦蕩、虛懷若谷的領袖氣度。
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步驟、成效和政策
改革被鄧小平稱為黨領導的“第二次革命”，其對中國社會帶來的深刻而復雜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任何一項方針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調整，都不是簡單的單向度的線性過程。國際上卻往往根據一些具體做法或表象，對中國政策作出各種猜測和判斷。對此，鄧小平采取一分為二的辯證處理方法，正確的予以肯定、認可；不符合客觀情況的，則鮮明地闡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一些人根據我國在某一段時間內改革節奏的緊與松，便發出中國是堅持還是放棄改革的議論。有人說“中國的改革不可逆轉”，鄧小平表示“這種見解比較正確，比較符合實際”。有人則妄言中國政策“會變”“要變”甚至已經“變了”，“后退了”，對此，鄧小平多次指出，這種看法“沒有根據”，“不妥當”，“是誤解”，“亂猜疑”。早在改革初期的1981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就批評過這種主觀臆斷式輿論：“世界上有好多議論都是一種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猜測。”再如，對認為中共領導層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議論，鄧小平在1987、1988年連續兩次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都明確指出：“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中國沒有保守派，特別是在我們領導層中，要改革是一致的。”針對很多人將他看作“改革派”，鄧小平坦言：“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
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時，經過近1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和提高，國際上出現不少肯定和稱贊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聲音。比如，蘇聯學者巴拉赫塔和庫茲涅佐夫聯名撰文說：“中國所進行的改革在幾年內就使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大國徹底改變了面貌，并且展示出完全可以實現的前景。”面對這類關于中國發展與未來的正面評論，鄧小平始終保持清醒冷靜、謙遜謹慎的態度，而且總是未雨綢繆，飽含深刻的憂患意識。1988年他在會見外賓時說：十年改革“使中國經濟上了一個臺階”，“現在我們正在上第二個臺階……上第二個臺階遇到的問題比上第一個臺階所遇到的問題還復雜……上第三個臺階需要花50年，那時遇到的問題將更多。國際上對我們的發展情況估計得比我們更樂觀一些，但我們自己要小心謹慎”。
針對一些惡意的攻擊性議論，鄧小平則表現出毫不妥協的態度和立場。比如，有人攻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人道，鄧小平在1985年11月11日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指出：“美國有些人對中國人口政策的議論很愚蠢，這些人隨便對別國指手畫腳，引起別國的反感，對美國也不利。他們的中心目的是破壞中美關系，不顧大局，不以美國的利益為重。”1988年5月會見美國客人時，再次毫不客氣地說：“美國有些國會議員不懂得這是中國的一個關鍵性問題，說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義？如果中國到了那時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還有什么人道主義可言？至少對中國人民不人道。”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非議者的叵測居心，表明了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嚴正態度和立場。
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
國外和海外有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用意總是認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就是搞資本主義，終將“全盤西化”。對此，鄧小平的做法是，針對具體政策，從理論上予以解釋、澄清。如改革初期推行“包產到戶”、恢復個體經濟等，鄧小平在一次會見客人時解釋說：包產到戶“沒有違背集體所有的原則，體現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不是搞資本主義”；“個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建國后一直存在，外國有人認為這是搞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早在1986年鄧小平就說過，如果“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中國選擇社會主義而不選擇資本主義道路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規律，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不二選擇。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如鄧小平所言，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社會主義”這個名字，“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俄羅斯歷史學家鮑里斯·戈爾巴喬夫撰文說：“鄧小平的英明之處就在于他沒有把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一筆勾銷，而是努力利用建國以來所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使之有利于新的政策。”哥倫比亞《時代報》1997年2月23日的一篇文章這樣評價：鄧小平“將作為不放棄共產主義的前提而使他的國家進入一個發展時期的人物載入史冊”。
國際上還有人議論，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學習美國，鄧小平1987年6月29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坦率指出：“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不能從你們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問題……中國有中國的實際，這點我相信我們比外國朋友了解得多一些。”平和中表示強硬，坦誠中包含批評，鄧小平綿里藏針、柔中帶剛的外交風格可謂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還有一些人對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三道四，攻擊中國政府為“穩定”而犧牲所謂“自由、民主”等。對此，鄧小平毫不動搖，多次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四個堅持不能丟。沒有四個堅持，中國就亂了”。他曾針鋒相對地指出：“不要怕外國人議論，管他們說什么，無非是罵我們不開明。多少年來我們挨罵挨得多了，罵倒了嗎？”對此，法國記者、作家帕特里·薩巴蒂埃撰文評論說：“鄧小平在他堅信不能絲毫退讓的那些問題上不放棄原則。西方一直在施加壓力，試圖使中國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鄧小平頂住了這種壓力，毫不動搖。”
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如何吸取世界現代文明成果而又堅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始終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輿論評論中國的一個焦點。鄧小平的做法給我們的啟示，可以用他1988年5月18日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所說的兩句話來概括。一句是：“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另一句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摘自《黨的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