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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也是明亮的陽光

2014年06月06日09:52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批評也是明亮的陽光

  作家與批評家

  《文學報》曾經就創作與評論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動關系,舉行過一個研討會。與會的有諸多知名作家和批評家,我們有意識地把兩個群體聚集到一起,展開一次如何良性互動的對話,氣氛之熱烈出乎我的意料。

  作家與批評家良性互動的關系,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并未形成什么共識。有的說,批評不承載指導作家創作的功能,批評只是批評家通過文本分析來表達自己對世界以及創作的理念;有的說,批評家和作家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為好,過于密切的關系會影響到批評家對作品的評判;有的作家以親身經歷說明,批評對自己創作所起到的難忘的作用……用一句套話來形容那個討論會——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或許,我們并不需要什么“共識”。“對話”本身就正是我們需要的“良性互動”的樣本。

  這里,我想從近期發生的一個有趣的事件入手,來談如何看待兩者關系。

  今年初,編輯部收到青年批評家翟業軍批評方方中篇小說的文章,題為《與方方談〈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在走編審流程時,該文無任何障礙。僅從文章本身看,有理有據,似乎無懈可擊。就在準備發稿時,有編輯提出一個問題:《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自《十月》雜志2013年第二期以頭條發表后,被很多選刊選載,并且進入了年度排行榜,獲得各種獎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翟文將這個小說文本“批”得非常不堪,諸如“生硬、虛假、不可救藥的自以為是”等等。如此“粗糙”的小說為何還能產生這么大影響?究竟是文壇有問題,還是翟文有問題?為慎重起見,編輯部開始傳閱方方的這部中篇小說。讀完了這部小說,我產生了與翟業軍幾乎截然不同的感受:總體上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說,文字簡潔有力。于是,翟文在我郵箱里“休眠”了很長時間,發與不發,一直舉棋不定。此時,編輯部有人愿意寫與翟業軍爭鳴的文章,于是我就決定先發翟文,再發爭鳴文章,并在《編者按》里請更多的專家和讀者參與討論。

  翟文發表后,即被新浪讀書官方微博全文轉發,在讀者中引發熱議,跟帖有280多條。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把這篇文章又從新浪轉到自己的微博中,并寫下這么一段話:“這個幫轉!人和人之間差異很大。每個人的成長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氣質都不一樣。作品發表,有人引起共鳴,有人激起抵觸,有人格外喜歡,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電腦還有不兼容系統,人更是。正因有各種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這世界才豐富有趣。我們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寫好。”這段話,與她的小說一樣深深打動了我。這是《新批評》創辦三年里,唯一見到的著名作家對批評的正式回應,而且“回應”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她的300多萬粉絲也轉發這篇批評她的文章,顯示了她豁達的胸襟和自信。

  在后來的爭鳴文章中,我發現贊成方方和翟業軍的觀點都有,有些作者和讀者讀方方小說的感受也不完全與我本人相同。這件事,撞擊出我多方面的思考,如:作為掌握文章生殺權力的編審人員,如何看待與自己感受和觀點相左的文章?如何看待文藝批評中的“偏見”和“偏激”?作家尊重批評者的批評權利,但批評者如何也尊重作家的感受以及在創作中付出的艱辛勞動,等等。

  如何建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什么樣的批評才是對文藝創作真正有益的批評?大概各方人士,包括我這樣與批評相關的編輯等,都還需要繼續接受啟蒙。

  鮮花與板磚

  風雨和陽光,鮮花與板磚,始終伴隨著《新批評》前進的腳步。我想,這完全是一個正常的現象。《新批評》本來就是逆水行舟,與惡化的文藝批評生態為“敵”的。

  最后,我想說說我親歷的一件小事: 2013年夏天在西安,陳忠實先生親口對我說,他唯一一份自費訂閱的報紙就是《文學報》,而訂《文學報》是因為喜歡看《新批評》上的那些文章。這一細節,在第三屆《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獲得者李建軍的“獲獎感言”中,再次得到證實,說明陳忠實不止對一個人說起過他對《新批評》的喜愛……在李建軍的“獲獎感言”中還透露一個信息:“臺灣老作家郭楓,談起‘新批評’來,贊賞有加,說即使在臺灣,也沒有這樣一個好平臺。”

  《新批評》在風雨兼程中已經長成一棵樹,雖然它的年輪才剛剛三圈,它還不怎么粗壯,但我相信它還將繼續生長。

  (作者為《文學報》社長、總編輯,《文學報·新批評》專刊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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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麗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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