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批評家

　　《文學報》曾經就創作與評論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動關系，舉行過一個研討會。與會的有諸多知名作家和批評家，我們有意識地把兩個群體聚集到一起，展開一次如何良性互動的對話，氣氛之熱烈出乎我的意料。

　　作家與批評家良性互動的關系，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并未形成什么共識。有的說，批評不承載指導作家創作的功能，批評只是批評家通過文本分析來表達自己對世界以及創作的理念；有的說，批評家和作家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為好，過于密切的關系會影響到批評家對作品的評判；有的作家以親身經歷說明，批評對自己創作所起到的難忘的作用……用一句套話來形容那個討論會——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或許，我們并不需要什么“共識”。“對話”本身就正是我們需要的“良性互動”的樣本。

　　這里，我想從近期發生的一個有趣的事件入手，來談如何看待兩者關系。

　　今年初，編輯部收到青年批評家翟業軍批評方方中篇小說的文章，題為《與方方談〈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在走編審流程時，該文無任何障礙。僅從文章本身看，有理有據，似乎無懈可擊。就在準備發稿時，有編輯提出一個問題：《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自《十月》雜志2013年第二期以頭條發表后，被很多選刊選載，并且進入了年度排行榜，獲得各種獎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翟文將這個小說文本“批”得非常不堪，諸如“生硬、虛假、不可救藥的自以為是”等等。如此“粗糙”的小說為何還能產生這么大影響？究竟是文壇有問題，還是翟文有問題？為慎重起見，編輯部開始傳閱方方的這部中篇小說。讀完了這部小說，我產生了與翟業軍幾乎截然不同的感受：總體上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說，文字簡潔有力。于是，翟文在我郵箱里“休眠”了很長時間，發與不發，一直舉棋不定。此時，編輯部有人愿意寫與翟業軍爭鳴的文章，于是我就決定先發翟文，再發爭鳴文章，并在《編者按》里請更多的專家和讀者參與討論。

　　翟文發表后，即被新浪讀書官方微博全文轉發，在讀者中引發熱議，跟帖有280多條。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把這篇文章又從新浪轉到自己的微博中，并寫下這么一段話：“這個幫轉！人和人之間差異很大。每個人的成長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氣質都不一樣。作品發表，有人引起共鳴，有人激起抵觸，有人格外喜歡，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電腦還有不兼容系統，人更是。正因有各種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這世界才豐富有趣。我們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寫好。”這段話，與她的小說一樣深深打動了我。這是《新批評》創辦三年里，唯一見到的著名作家對批評的正式回應，而且“回應”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她的300多萬粉絲也轉發這篇批評她的文章，顯示了她豁達的胸襟和自信。

　　在后來的爭鳴文章中，我發現贊成方方和翟業軍的觀點都有，有些作者和讀者讀方方小說的感受也不完全與我本人相同。這件事，撞擊出我多方面的思考，如：作為掌握文章生殺權力的編審人員，如何看待與自己感受和觀點相左的文章？如何看待文藝批評中的“偏見”和“偏激”？作家尊重批評者的批評權利，但批評者如何也尊重作家的感受以及在創作中付出的艱辛勞動，等等。

　　如何建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什么樣的批評才是對文藝創作真正有益的批評？大概各方人士，包括我這樣與批評相關的編輯等，都還需要繼續接受啟蒙。

　　鮮花與板磚

　　風雨和陽光，鮮花與板磚，始終伴隨著《新批評》前進的腳步。我想，這完全是一個正常的現象。《新批評》本來就是逆水行舟，與惡化的文藝批評生態為“敵”的。

　　最后，我想說說我親歷的一件小事： 2013年夏天在西安，陳忠實先生親口對我說，他唯一一份自費訂閱的報紙就是《文學報》，而訂《文學報》是因為喜歡看《新批評》上的那些文章。這一細節，在第三屆《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獲得者李建軍的“獲獎感言”中，再次得到證實，說明陳忠實不止對一個人說起過他對《新批評》的喜愛……在李建軍的“獲獎感言”中還透露一個信息：“臺灣老作家郭楓，談起‘新批評’來，贊賞有加，說即使在臺灣，也沒有這樣一個好平臺。”

　　《新批評》在風雨兼程中已經長成一棵樹，雖然它的年輪才剛剛三圈，它還不怎么粗壯，但我相信它還將繼續生長。

　　（作者為《文學報》社長、總編輯，《文學報·新批評》專刊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