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中午，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壩鎮官山村。
采訪車駛下大路后，再沿著一條狹窄的鄉村公路前行一公里左右，一幢白屋子就出現在記者眼前——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舊址。舊址一樓右手第二間，就是小平的臥室兼《紅星》報編輯部。
80年前，就是在這里，盡管仍然身處低谷，小平還是以巨大的革命熱情，全身心投入到《紅星》報的編輯工作中。《紅星》報平均5天出一期，即使在長征途中也沒有停刊，直至遵義會議前，小平被調離《紅星》報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共主編了70多期。在紅軍斗爭最困難的時刻，正是小平和他主編的《紅星》報鼓舞著全軍的士氣，宣傳著正確的軍事思想，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指明了前進的道路！
那么，小平是怎么成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紅星》報的主編的呢？他主編的《紅星》報又有什么特點？為此，本報特派采訪組專程趕赴瑞金市，探尋小平與《紅星》報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
“源于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
“小平主編《紅星》報，源于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陪同我們采訪的瑞金市黨史辦副主任陳縣平介紹，小平擔任《紅星》報主編之時，正是他第一次受到打擊，政治上非常困難的時期。1931年8月，小平到達瑞金任瑞金縣委書記。1932年5月，小平調離瑞金，到會昌擔任臨時縣委書記，不久后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個縣的工作。1933年3月中旬，小平調離會昌中心縣委，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
“在瑞金、會昌和江西省委宣傳部工作期間，小平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對‘左’傾教條主義進行了抵制。”陳縣平告訴記者，鄧、毛、謝、古的這些正確意見和鮮明態度，為當時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臨時中央所不容。
1933年4月16日—22日，按照臨時中央的決定，江西省委在寧都召開黨的全省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集中批判以鄧、毛、謝、古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會上，指責小平等人“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5月，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受到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往中央蘇區邊緣和前線地帶的樂安縣所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不足10天又被調回寧都縣七里村“參加勞動”。“這是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落’。”陳縣平說。
1972年8月14日，當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落難江西時，毛澤東在小平給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
“不久，在王稼祥、賀昌等人的提議下，小平被調任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因總政治部秘書長一職沒有實際工作可做，要求另調工作獲準，到總政治部宣傳鼓動部當干事。”陳縣平告訴記者，當時，小平的工作就是主編《紅星》報。
“小平共主編了70多期《紅星》報”
一床、一幾、一凳和一臺油印機，這就是小平的臥室兼《紅星》報編輯部。80年過去了，屋子里的陳設仍按當時的樣子擺放。
“《紅星》報創刊于1931年，其宗旨是：加強紅軍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紅軍的政治水平線、文化水平線，實現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大會的決議，完成使紅軍成為鐵軍的任務。”陳縣平介紹，小平任主編前，《紅星》報已出版了30多期。
辦報對小平來說并不陌生。早年，他曾在法國巴黎協助周恩來編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赤光》，在撰稿的同時還負責刊物的編輯、刻板和油印，被大家親切地稱為“油印博士”；領導百色起義時，小平領導創辦了《右江日報》和《士兵之友》；任瑞金縣委書記后，又領導創辦了《瑞金紅旗》。
“任《紅星》報主編后，小平將《紅星》報改版，恢復為四開四版的鉛印形式，重新排序號，1933年8月6日出版了第一期。”陳縣平告訴記者，很長時間小平手下只有一名工作人員，組稿、采寫、編輯、印刷、發行，幾乎都要他一個人去做；而那些遒勁有力的手寫標題，就是小平寫下后由別的同志在木頭上精心刻下字模，再印到報紙上去的，“這是小平留給《紅星》報的一個明顯標記。”
“為了適合不同層面讀者的需要，小平還對《紅星》報的內容進行了改革，共開辟了十多個專欄。”陳縣平介紹，“黨的生活”、“革命戰爭”等專欄，著重宣傳報道黨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等的重大戰略部署和方針；“捷報”、“前方電訊”等專欄，及時報道紅軍的戰況和勝利消息。此外，還開辟了指導革命理論學習的“列寧室”、指導火線救治和防病治病的“衛生常識”等專欄，并開辦了“俱樂部”、“猜謎語”、“紅軍歌曲”等文藝欄目。
從白屋子往東，再走上一段田埂路，便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印刷所舊址。“《紅星》報就是在這里印刷出版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印刷所舊址講解員介紹說，小平主編《紅星》報時曾多次來此校對稿件。在舊址墻上，記者見到了1933年11月5日出版的第十四期《紅星》報，重點報道了江西蘇區各地擴大紅軍的成績。
“直至被調離《紅星》報擔任中央秘書長，小平共主編了70多期《紅星》報。”陳縣平介紹說，由于欄目眾多，內容豐富，生動活潑，《紅星》報深受紅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的歡迎，被稱之為“一面大鏡子”，“一架大無線電臺”，“黨和紅軍工作的指導員”和“紅軍俱樂部”，僅在江西蘇區，發行量就達17300多份。“
《紅星》報編發了毛澤東第一篇軍事新聞”
1933年8月13日，《紅星》報第二期出版，第4版“紅軍故事”欄目里刊發了“子任”撰寫的文章《吉安的占領》，文章總結了1930年10月紅一軍團占領吉安的經驗和教訓。文章發表后，立即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紅星》報編發了毛澤東第一篇軍事新聞。‘子任’就是毛澤東的筆名，《吉安的占領》是小平專門向毛澤東約的稿。”陳縣平告訴記者，當時正值八一南昌起義6周年，小平決定在“紅軍故事”專欄中刊發一系列有影響的紅軍戰斗故事以紀念南昌起義。在聯系作者時小平想到了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曾帶領紅軍在多次戰斗中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并取得重大勝利，讓他來寫紅軍戰斗的故事再合適不過了。
“刊發《吉安的占領》，小平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陳縣平介紹，當時，毛澤東已經被撤銷了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許多人對毛澤東避猶不及，用毛澤東的話說，那時是“鬼都不上門”。然而，小平不是那種明哲保身的人，他就要通過《紅星》報，讓紅軍指戰員們重新聽到他們熱愛的毛總政委（毛澤東曾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聲音。
《紅星》報第一期出版后，小平就去向毛澤東約稿。毛澤東愉快地接受了這次約稿，并決定寫紅軍攻打吉安這次戰斗。“當時，毛澤東與小平之間還有一段精彩的對白。”陳縣平說，毛澤東故意問小平：“我寫的東西與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這個主編就不怕？”小平堅定地說：“您敢寫，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
“毛澤東很快便把稿子寫了出來，題目是《吉安的占領》，在署名時寫上了久已不用的‘子任’筆名。”陳縣平介紹，在文章中，毛澤東用生動活潑的筆調，總結了1930年10月紅一軍團占領吉安的經驗和教訓，指出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條就是反對了立三路線，“文章通篇貫穿的‘集中兵力殲滅弱敵’等運動戰、游擊戰軍事思想，與當時硬拼蠻打的錯誤軍事指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身處逆境的毛澤東正是用這種迂回曲折的筆法，表達對當時‘左’傾臨時中央推行的進攻路線與敵人死打硬拼的不滿。”
“文章發表后，立即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受夠了打所謂‘正規戰’苦頭的廣大紅軍指戰員紛紛懷念起‘游擊專家’毛澤東，都盼望他早日回到黨和紅軍隊伍的領導崗位上來。”陳縣平認為，這為毛澤東日后的復出打下了一定的輿論基礎。
“長征途中唯一沒有停刊的紅色報紙”
1934年10月10日晚，小平帶領《紅星》報編輯部隨第二野戰縱隊（紅章縱隊）從瑞金出發，踏上了戰略大轉移的萬里征途。
“當時，與小平相伴左右的，是請人挑著的兩只箱子，里面裝的是蠟紙、油墨、紙張等。”陳縣平介紹，10月20日，在行軍途中，《紅星》報油印版第一期出版，刊發文章《突破敵人封鎖線，爭取反攻敵人的初步勝利！》和《當前進攻戰斗中的正在工作》。
為鼓舞紅軍士氣，11月25日出版的《紅星》報油印版第五期，專門刊發社論《以堅決勇敢的戰斗消滅當前的敵人》。這一期還刊發文章，介紹某部一連黨支部書記朱錫標，當敵人沖過來距離四五十米時，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彈，掩護全營安全撤退，結果光榮犧牲。文章號召每個紅軍戰士都應繼續發揚朱同志堅決勇敢的精神，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
“隨著長征的開始，由于戰事緊張、輜重過多等原因，《斗爭》、《紅色中華》等紅色報刊相繼停刊。”陳縣平說，為減輕輜重，小平率《紅星》報編輯部扔棄笨重的油印機，靠手動油印機繼續編輯《紅星》報，“《紅星》報是長征途中唯一沒有停刊的紅色報紙。”
“1934年11月7日，《紅星》報出版了長征途中唯一的一份號外報。這張號外報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不是報道重大新聞和消息，而是刊登了加強黨和軍隊組織紀律性的內容。”陳縣平告訴記者，如今，《紅星》報的這份特殊號外，已成為十分珍貴的革命文物，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來源：廣安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