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需要數量為美國2.3倍的摩天大樓嗎？

2012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3.16萬億元，卻已建成摩天大樓470座。這相當于中國以美國88%的摩天大樓數量，支撐僅為美國29%的第三產業產值。美國平均每座摩天大樓對應的第三產業增加值近1500億元，而中國的這一數據還不足500億元。

展望未來，如果我國以目前的速度發展第三產業，到2022年仍無法達到美國2012年的規模。可按規劃，屆時我國已建成1318座摩天大樓。這意味著，每棟大樓支撐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僅為目前美國平均水平的40%左右，是投資強度極低的粗放增長。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超高層建筑是被逼出來的，因為服務業規模太大，而土地資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間。但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樓’與寬馬路、大廣場一樣，往往成為政績攀比的工具。”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翟寶輝說。

城市天際線應由誰決定？

現代化內涵是社會文明程度提高，不是樓宇高度的提高，超高層建筑不宜過密

時下，在一些三四線城市，人口不足百萬，土地十分充裕，第三產業增加值僅百億元有余，卻在興建五六百米高的區域“第一高樓”。一些高樓，開工之初還是“第一高度”，建設中就被人趕超，完工時很可能已經被擠出了前十的位置。為了守住“第一”的名聲，一些城市不僅把建筑設定在不切實際的高度，還往往預留空間，臨時加裝飾物，只求比前一個封頂的建筑多蓋個三五十米。

摩天大樓是資金密集型商品，只有在資金極度廉價的時候，才能誘發企業或地方政府的建造沖動。也正因如此，建筑界有個“勞倫斯魔咒”，即摩天大樓開工之日，就是經濟過熱萌芽之時；摩天大樓的落成之時，則往往是經濟危機到來的信號。像紐約帝國大廈、吉隆坡雙子塔等知名建筑，都應驗了該魔咒。

而目前，我國不少“第一高樓”的背后，卻是地方國有資本在支撐：天津117大廈有天津國企海泰控股的身影，南京紫峰大廈的股東之一是南京國資集團，大連、武漢的綠地中心則是上海國有控股企業綠地集團的項目。

“一些地方的開發商明知無法收回成本，卻熱衷于蓋‘第一高樓’，背后往往是政府承諾將建設‘第一高樓’與其他土地的一級開發權捆綁受讓，有些甚至可以零成本獲得開發區的大片土地。”翟寶輝坦言，一些地方爭相修建“第一高樓”這種脫離市場基本面的問題，一定不是市場因素導致，而是權力的指揮棒出錯了。“這些‘第一高樓’不是市場說了算，而是市長說了算。市長的虛榮心決定了城市的天際線。”

超高層建筑投資高、體量大、技術精，是城市與企業實力的象征，也是面子工程的“重災區”。“一屆政府，如果想快點見到成績，蓋大樓是最容易的。”楊保軍透露，曾有開發商想在內蒙古某市建樓，結果當地政府要求它必須蓋到百米以上，“不蓋百米不批地，蓋到百米可幫著找銀行貸款。”

然而，“身條高”并不意味著收益高。超高層建筑不斷崛起，高端租客卻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一座摩天大樓都能消化掉每天上百萬元的運營費用。昔日的深圳第一高樓地王大廈，目前的租金水平已淪落到市場中低檔。

脫離市場的“拔高”，還會讓超高層建筑淪為笑話。1931年落成的紐約帝國大廈，由于恰逢經濟蕭條期，直到上世紀40年代之前，大量辦公室一直處于空置狀態，以至于當時人們取其諧音，戲稱它為Empty State  Building（空國大廈）。

“超高層建筑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時，也會加大城市的負荷，造成光污染，形成熱島效應，帶來區域擁堵等城市病。”楊保軍認為，某些毫無章法的“拔高”，甚至會破壞城市景觀。“城市天際線就像一幅樂譜，音符錯落有致。超高層建筑就是其中的高音，規劃得有章法，就是花腔高音，否則就是破音。”

楊保軍認為，中國城市規劃最佳密度以每平方公里1萬人左右為宜，超高層建筑不宜過密。眼光應多關注地下，而不是天空。“現代化的內涵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是樓宇高度的提高。而且城市現代化的程度，往往是由隱性部分決定的，比如地下管網、服務水平等。像新加坡等國家都是在80年前就花巨資把地下五層開發完畢，然后才做‘表面文章’。”

“這或許是中國經濟社會現階段的發展特點。”馬瀧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對精致的玻璃模型。這兩棟貌似紐約世貿雙塔的300米高樓，不久將落戶烏魯木齊。“我們仍處于追趕中，有一種文化不自信、經濟不自信。急于自我表達，太需要別人的承認，于是第一高樓就像奢侈品一樣，不是人人能擁有，一旦擁有，就顯得不一樣了，哪怕有時它不那么實用。”

《 人民日報 》（ 2013年08月12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