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高樓”安全宜居嗎？

超高層建筑，對建筑質量和管理品質的要求都“超高”

沒有最高，只有更高，追求“世界第一高樓”的不只是中國的城市。在遙遠的紅海港口，沙特阿拉伯吉達正在建設一座1000米高的建筑——國王塔。這座將于2018年建成的錐形建筑，高聳入云，仿佛將科幻電影直接搬到了現實世界。

然而，國王塔的建設，讓投資商、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心存遺憾。這位富甲天下的沙特王子本想建設一座1600米的高塔，但受限于當地的地質條件，才將高度減到了目前的1000米。

地質條件是所有摩天大樓要克服的第一道難關。超高層建筑地基開挖都比較深，這一過程需降壓排水，會導致地表水位下降，造成地面沉陷。目前，我國發生地面沉降災害的城市超過50個。不斷長高的城市，能否守住不變的地平線，仍是一道待解的難題。

“從經濟角度看，軟土地質、高烈度地震區，不適宜建設300米以上的超高層建筑。盡管現代技術可以解決結構穩定的問題，但造價不菲。”北京建筑設計研究院第四設計所所長馬瀧舉例說，北京建筑抗震等級標準是8級，上海、深圳是7級，抗震等級高一級，超高層建筑造價就要翻一倍。

超高層建筑救援也是世界性難題。據介紹，針對高層建筑的消防、救援車輛主要有三種：舉高噴射消防車、云梯消防車、登高平臺消防車。一般的消防車，最高施救高度僅40多米，目前我國云梯消防車最高救援高度為101米，而對于更高層的救援則只能依賴大樓本身的消防帶、感煙噴淋系統、避難層，以及頂層的直升機。

今年引發社會熱議的長沙“天空城市”，號稱4個月能建好202層的地上建筑，就引發了社會對其安全性的質疑。業內人士分析，基于工期，“天空城市”很可能選用純鋼結構。而純鋼結構無法克服火災的致命打擊，會使超高層建筑救援陷入困境。

“美國‘911’事件后，業界認識到純鋼結構的局限性，世界上的超高層建筑大都采用了鋼筋混凝土核心筒結構，抗震、防撞、耐火。”馬瀧介紹，目前超高層建筑均設計為“分區管理”，每百米為一個區間，并設避難層。遇到火災，也是兩個避難層之間有損失，除非建筑內部感煙噴淋等自救系統出現故障，或人員疏散無序產生踩踏事件，否則一般不會有人員傷亡。

除了建設，超高層建筑的管理維護也面臨巨大挑戰。超高層建筑一般會容納上萬人同時辦公，對通風、供電、供暖、給排水、電梯等系統的要求也更高。為了減少高空氣流擾動，超高層建筑一般都封閉運行，上海金茂大廈的空氣流通和冷暖調節全靠一臺功率高達28000千瓦的空調，相當于9000多臺一般家用空調的功率總和。如果這臺空調出現故障，就意味著全樓上萬人都要在悶罐里工作。

造價昂貴、動輒近百部的電梯系統，更是維持超高層建筑健康運轉的心臟。一旦“掉鏈子”，后果不堪設想。今年6月，世界上最高的住宅——414米的阿聯酋迪拜“公主塔”，電梯發生故障，住在頂層的富豪不得不爬97層樓才能到家。深圳京基100大廈的負責人坦言，大樓電梯每上下一次就花掉10元運管費。

“即便是清洗每棟高樓10萬平方米左右的玻璃幕墻，也是個艱巨的任務。超高層建筑的‘超高’，不僅是對建筑質量的要求，更是對管理品質的要求。它需要一整套現代化、精密化、智能化的運轉系統，是傳統樓宇管理所無法企及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楊保軍說。

有必要造這么多“第一高樓”嗎？

目前，數量為美國88%的中國摩天大樓，支撐僅為美國29%的第三產業產值

盡管超高層建筑面臨的挑戰眾多，但我國不少地方建設摩天大樓的熱情不減，甚至像義烏、華西村等縣級市、村鎮，也豎起了超過300米的高樓。

“受人口、土地、價格等因素制約，在中國東部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特別是在寸土寸金的金融區，建設超高層建筑是一種必然。”馬瀧認為，在北京這樣的人口高密度地區，150米應該成為建筑的普及高度。節省出的土地，可以更多地用于綠化、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務，完善宜居環境。

連續而緊湊的空間，是超高層建筑的最大優勢。馬瀧介紹，與普通建筑相比，超高層建筑主要是結構和電梯增加了造價。200米至300米超高層建筑的單位成本，比100米以下的普通建筑要高40%至70%，300米至500米的單位成本，比100米以下的普通建筑要高70%到1.1倍。“在土地價格上漲的今天，建設300米以下的超高層建筑反而能通過提高容積率來更好地消化土地成本。”

追溯歷史，緩解城區用地緊張，促進商業繁榮發展，是摩天大樓的建設初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舊金山興建了13座摩天大樓，支撐其發展的主要是硅谷高科技企業及相關投資公司。以帝國大廈、世貿中心為代表的紐約超高層建筑群，不僅匯集了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銀行、保險、證券公司，以及能源制造業巨頭，創造了富可敵國的金融中心，更為寸土寸金的曼哈頓“省”出了占地5000多畝的中央公園。

“超高層建筑一般以寫字樓、酒店、購物中心的綜合體居多，服務對象通常是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制造業廠房最多只需要三四層高，只有像銀行、保險、咨詢、互聯網等第三產業十分發達、城市土地資源又十分有限的地方，才需要集約型的高層建筑。”楊保軍認為，像北京、上海這樣第三產業較為發達的一線城市，有必要適度發展超高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