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身份標簽折射公平焦慮

——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使各類身份標簽快速流行，弱勢群體用來表達不滿，反映其內心焦慮

泛標簽化的背后，潛藏著哪些社會問題？

在國外，貼標簽主要由強勢群體針對弱勢群體進行，弱勢群體往往并不認可。在我國則不同，一方面存在大量針對強勢群體的標簽，如官二代、富二代、公知、體制內等，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往往主動把標簽貼到自己身上，如自稱房奴、窮二代等。恰恰是這類標簽，流傳得最廣也最容易被用來分析判斷相應的社會現象。

“標簽化式的思維方式，有其產生的客觀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教授表示。多數標簽針對特定人群，標簽化思維的一個特征也是以人群歸類來判定其行為，某個人群賦予正面的標簽，那么這個人群不分個體都具有正面性，反之，則不分具體情況都被打上負面烙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主要是由于我國群體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

許光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社會建設則相對落后，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尤其在社會公平方面。“按照亞當斯的公平理論，人不僅會把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收入進行橫向比較，也會進行大量的縱向比較。我國今天的發展格局是，不僅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很大，群體差距也非常大。”

有研究顯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按十等分法測算，所有群體的收入狀況都有明顯改善，但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則不斷擴大，在1988年為7倍，到2010年上升至20倍以上。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差異明顯，使人們產生不平衡的心理。分配制度不健全、向上流動的通道不夠順暢，又在一種程度上導致“贏家通吃”，出現了“家里窮—子女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繼續處于低收入群體”的狀況，加劇了這種不平衡。與此同時，一些個案，例如有官員通過自己的權力安排親屬進入事業單位或公務員隊伍等，經曝光后進一步放大了不公平的感受。

這使得針對不同群體差異的標簽很容易流行起來，弱勢群體用來表達對強勢群體的不滿，希望引起普遍的社會關注。信息不透明，監督不到位，溝通不順暢，又使得更多人習慣用標簽思維來對事件進行判斷，忽略事實本身。例如一輛豪華車發生交通事故，多數人往往立刻把關注的重點放在“豪華車”、“有錢人”等標簽上，很少會去關注事故的具體原因。

“近幾年貼標簽的現象特別突出，還因為傳播方式變了。”許光建表示，弱勢群體相對而言缺少話語權，在傳統的傳播語境中，其表達意見的渠道比較少。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這一切，使各種身份標簽更容易傳播，引起數量眾多的弱勢群體共鳴，反映他們的普遍焦慮。

④別讓“貼標簽”代替理性思考

——增強社會管理的科學性和公平性，讓公眾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有可能自覺地去除泛標簽化的思維，追求理性

隨著“貼標簽”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近年來，不少專家呼吁要“去標簽化”。

“貼標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應當避免‘標簽化思維’，倡導理性、客觀，不要以簡單的價值判斷代替基本的事實判斷。”許光建說。

標簽思維通常是“一刀切”、“先入為主”，面對問題預設立場，以標簽去思考，阻礙理性探討。例如發生醫患糾紛，網絡上往往一邊倒地批評醫生“收紅包”、“缺少醫德”等。但如果一個人的身份是“鄉村醫生”，不論其具體行為，又往往會贏得大量贊美之詞。

“缺少理性，不利于問題的解決，還助長對立情緒。”許光建認為，倡導大眾理性思考，必要的前提是溝通順暢、信息透明。某個社會事件引起關注，如果不能及時告知事件的來龍去脈，難免會引發各種不好的揣測，使公眾依據當事人的身份標簽進行推測。對公眾容易貼標簽的領域，如事業單位招聘、名校自主招生、拆遷等，要建立高度透明的機制，甚至全程公開，給理性以生長的土壤。

媒體在“泛標簽化”方面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一些專家指出，媒體加強輿論監督、反映社會弊病非常重要，但是應立足于實事求是反映情況，不宜出于吸引眼球的考慮簡單地貼標簽。特別是一些案件的報道，法律部門還未判決，常常就有媒體依據當事人身份標簽如“富人”、“城管”、“農民工”等下了定論。這樣做會加劇社會對立，也不夠客觀。還有一些標簽，如“捏捏族”、“初老族”等，最初只是網絡上的新詞，并無太多意義，甚至有些生編硬造，也有媒體爭相報道，反映了一種浮躁的輿論生態。

與此同時，大量身份標簽廣泛流傳，其所折射的社會問題也應引起管理者的重視。為什么窮人和富人一有糾紛，輿論常常不辨細節而一致聲援窮的一方？不是不明白“弱者即正義”的局限，不是不知道具體事件具體分析的重要性，而是之前有不少案例支持了這種“站隊”，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又助推了這種情緒。“不同群體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如果不盡快采取措施加以改變，身份標簽只會愈演愈烈。”李強說。他認為，對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亟須健全利益協調機制和矛盾處置機制，增強社會管理的科學性和公平性，讓公眾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會自覺地去除泛標簽化的思維，追求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