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聯銀券”、法幣、名目繁多的土雜鈔，充斥晉冀魯豫根據地市場，給邊區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擾亂了當地的貨幣金融秩序，造成物價飛漲，人民苦不堪言。因此，統一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金融秩序，組織群眾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秩序，便成為擺在晉冀魯豫根據地領導人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鄧小平指出：“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是發展生產與對敵斗爭的重要武器。”“我們鑒於敵人大發偽鈔、掌握法幣、大量掠奪人民物資的危險，所以發行了冀南鈔票，作為本戰略區的地方本幣。”
為了統一全區貨幣，穩定邊區金融秩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組建自己的金融機構——冀南銀行，發行根據地本位幣——冀鈔。1939年10月15日，冀南銀行正式成立，並開始發行冀鈔。冀南銀行成立伊始，即以冀鈔作為本位幣，同時開始回收各種土雜鈔，排擠和肅清偽幣。對於冀南銀行的建立和冀鈔發行的重要性，鄧小平指出：“1939年發行了冀南鈔票，加強了經濟斗爭力量，軍需才有了保障。”1940年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正式成立。在隨后頒布的《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施政綱領》中對貨幣金融作了明確規定：“厲行通貨一元化，保護法幣，確定冀南銀行鈔票為本區本文幣，打擊偽幣，絕對禁止地位票幣通行，禁止白銀出口資敵。”施政綱領的頒布，加快了冀南鈔票作為晉冀魯豫根據地本位幣的進程，並為扶植根據地生產、發展貿易、繁榮市場發揮了積極作用。
日偽為了達到以戰養戰、以華治華的侵略目的，通過發行偽幣、制造假幣、走私、直接掠奪等非法手段，掠奪物資，擾亂根據地貨幣金融市場。同時，國民黨也對冀鈔採取不信任和打擊的態度，造成了冀鈔發行和統一貨幣金融市場的困難。對於困難，鄧小平有著清醒認識 ：“敵人大發偽鈔，掌握法幣，大量掠奪人民物資。”為了扭轉這一劣勢，鄧小平指出：“我們不斷地對敵佔區進行政治攻勢以及適時地利用物資，給了偽鈔以相當的打擊。但是不能因此對偽鈔作出過低的估計，過分地估計了它的動搖程度，而作出冒險的或失當的處置。”
經過努力，根據地基本肅清了金融市場的土雜鈔，建立了獨立統一的本位幣市場，從而“打擊了敵人利用法幣的陰謀，縮小了偽鈔的市場，強化了對敵經濟斗爭的陣容，給了根據地經濟建設以有力的保障。為了保障本幣的信用，我們限制了發行額，大批地貸給人民和投入生產事業，得到了人民的熱烈擁護，本幣的信用是很鞏固的”。冀鈔的聲譽也與日俱增，逐漸受到廣大群眾的信賴與認可，冀鈔的幣值也不斷上漲。到1945年8月，冀鈔與偽聯銀券的比值已由1940年的1：1.2上升到1：15。
為了增強根據地民眾對冀鈔本位幣信用的認可，增強對敵經濟斗爭的實力，1943年初，冀南銀行太行區行開始辦理儲蓄匯兌存款等業務。這一業務的開辦，方便了邊區民眾，同時也為邊區金融業務功能的健全與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於切合實際，這一業務在邊區迅速擴大，邊區黨、政府、團體、個人都積極踴躍參加儲蓄。同時，冀南銀行在抗日戰爭中，共發放農、工、商業貸款20億元，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其中農業貸款44965萬元，佔22.22％﹔商業貸款63524萬元，佔31.38％﹔工業貸款69579萬元，佔34.37％﹔救濟貸款481萬元，佔0.24％﹔水利貸款1159萬元，佔0.57％﹔合作貸款447萬元，佔0.22％﹔其他貸款22285萬元，佔11％。
根據地的信貸工作減輕了人民負擔，增加了財政收入，減少了財政開支，穩定了物價，保持了貨幣幣值的相對穩定，為根據地積蓄了財力。
總而言之，鄧小平對經濟建設規律的清醒認識與正確把握，對錯誤思想和做法鞭辟入裡的批判，以及對客觀現實的正確分析，都顯示出了他高瞻遠矚的視野、求真務實的作風、為黨為民的人格風范。抗戰時期鄧小平經濟建設思想的形成，為他后來思考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與實踐基礎，也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摘自《黨的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