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打出一張“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2）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上海是其中重要的一站。他對上海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是：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上海要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他自責地說：“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
在1992年視察南方過程中，鄧小平看了深圳、珠海，心裡又惦記著上海。在結束廣東的視察時，珠海的同志看到他一路勞頓，希望他能留下來在珠海過春節，然而，鄧小平卻說：“我還想著上海，惦著浦東啊！我要去上海過春節。”
1993年新春佳節之際，鄧小平第6次與上海人民共迎全國各族人民的傳統節日。身穿深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精神煥發，穩健地步入會見廳。吳邦國等人迎上前，首先轉達了江澤民總書記向鄧小平的電話問候。鄧小平笑著說：“請你們代我向江澤民同志和各位中央同志拜年。”他還說：“實踐証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鄧小平熱情洋溢地說：“我向大家拜年，祝你們春節快樂，並通過你們向全體上海人民，首先是上海工人階級拜年。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他還說：“希望你們不要喪失機遇。對中國來說，大發展的機遇並不多。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幾千萬同胞在海外，他們對祖國作出了很多貢獻。”
1994年，是鄧小平最后一次在上海過年。這是他在上海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次，那年他視察了浦東，當時正下著雨，但鄧小平仍然興致勃勃地登上楊浦大橋。他站在雄偉的大橋上，四處遠眺，顯得非常高興，還上前握著大橋建設總指揮的手稱贊說：“這是上海工人階級的勝利，我向上海工人階級致敬！”在視察了內環線浦東段及羅山路、龍陽路立交橋后，他笑吟道：“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並說，“這是出自我內心的話”。
上海人民沒有辜負鄧小平的期望，上海的發展充分証明了鄧小平這張“王牌”的威力。
鄧小平打出這張“王牌”絕非僅僅就上海一地的發展提出的具體工作要求，而是站在歷史的高度，環視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對中國發展的全局作出的戰略思考，是確立上海在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全國經濟發展大格局中的一種全新的戰略地位。1991年，鄧小平明確指出：“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根據鄧小平的這一戰略構想，黨的十四大作出了要把上海建成“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既為上海的振興和發展帶來了機遇，又為上海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更好地服務全國、面向世界指明了方向。正是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構想和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使上海這條航船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駛入了一條寬闊的航道。浦東開發開放大踏步推進，現已進入了基礎開發和功能開發並舉的新階段，在出形象、出功能的基礎上開始出效益。1996年，新區國民生產總值達到510億元，佔全市的比重達到17.7%，比1992年上升了9.6個百分點，一個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浦東新區的雛形開始形成。同時，上海堅持打“長江牌”“中華牌”和“世界牌”，積極發揮浦東開發開放的“龍頭”作用和“輻射”效應，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使上海初步成為全國資金流、商品流、技術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匯樞紐。
計劃與市場之爭又起波瀾
1988年9月，因為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開始了治理整頓。
從當時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治理整頓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是我國經濟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前提，但並不是要改變改革的方向和我們的基本政策。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與李鵬、姚依林談話時指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國際國內都很關心這個問題。要繼續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征求了李先念、陳雲同志的意見，他們贊成。”
總設計師心中明白，計劃與市場問題又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場新的爭論。
鄧小平指出：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靈活一些。
這一年6月16日，鄧小平在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時告誡說：如果在這個時候開展一個什麼理論問題的討論，比如對市場、計劃等問題的討論，提出這類問題，不但不利於穩定，還會誤事。
但是，在批判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同時，有些人又將這個批判引入了經濟領域，把“經濟市場化”與“政治西方化”“言論自由化”等同起來。他們把計劃和市場的問題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存廢直接聯系起來，提出這是一個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他們斷定“社會主義經濟隻能是計劃經濟”，而“把改革的目標定位在市場取向上，把市場經濟作為我們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就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范疇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范疇混淆了。”
對於出現的這種情況，鄧小平甚為焦慮。為了改革進一步順利推進，他不得不再次從理論上和認識上來澄清這個問題。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強調要抓住時機解決發展問題。他指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一個多月后，鄧小平又去了上海。1991年一二月間，他在上海視察時又說到了計劃與市場的問題。他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鄧小平在上海的談話，當時未公開發表，而是由上海《文匯報》根據他的談話精神以討論的形式發表文章，闡述了“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重要觀點。《解放日報》1991年3月2日也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這篇文章指出：有些人總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的背后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