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2）
首先，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和平是建設的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我們黨也曾提出要大規模地進行現代化建設，但是我們卻未能真正將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這除了指導思想上判斷失誤和“左”的干擾外，我們始終所面臨的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特別是緊張的周邊環境，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資源用於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戰爭，卻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的經濟發展戰略布局和制約了整個經濟建設的發展。歷史經驗說明，沒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就不可能安心地進行現代化建設。據此，鄧小平指出：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沒有和平環境，搞什麼建設！
其次，中國太窮，要發展自己，隻有在和平環境裡才有可能。鄧小平經常說，在世界舞臺上，中國算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又是小國，是經濟落后的窮國，是不發達國家或叫發展中國家。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和擺脫貧窮落后。要實現中華民族求富求強的雄心壯志，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據此，鄧小平設計了“三步走”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宏偉藍圖。要實現這個戰略藍圖，我們至少需要70年甚至更長的和平時間。一打仗，這個計劃就吹了，隻好拖延。從現在到20世紀末是一個階段，再加上30年至50年，就是說我們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時間。我們提出維護世界和平不是在講空話，是基於我們自己的需要，當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國的對外戰略也隻能是服從和服務於這個需要。
最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在今天這樣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經濟生活日趨國際化的社會裡，國際關系中的經濟因素比重大大增加，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以前，由於某些國家和集團先后對我國實行封鎖和壓制政策，我們自己又沒有學會利用國際條件，使我們處於隔絕、孤立狀態，未能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總結歷史經驗，鄧小平指出，要實現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必須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學會利用有利的國際條件。開放是中國的希望。
細心的世界觀察家們發現，中國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逐漸發生了變化
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歷來是一個國家制定內政外交方針的重要因素。
細心的世界觀察家們發現，自從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一心一意從事現代化建設以來，中國對戰爭的看法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發生了重大轉變。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那麼，我們能不能爭取到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呢？
原國防部部長秦基偉談到了過去我們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各方面工作的立足點，都是放在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上。這樣使我們軍隊也好，和其他的各個方面的工作，始終是處於一種臨戰狀態。”
這種看法，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
早在20世紀初，列寧曾提出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的著名論斷。通過對資本主義的觀察，他得出了生產資料私有制這種經濟基礎，使帝國主義戰爭絕對不可避免的結論。列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得出的這個結論，曾為相繼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所証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斯大林仍然沿用列寧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爭奪市場、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斗爭，仍將導致新的沖突而引起戰爭。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將超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仍將是不可避免的。由於種種原因，上述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導了社會主義國家對當代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黨在和平與戰爭問題上基本上維持了這樣的判斷，但在具體時期的認識還是有所不同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雖然也強調“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也指出：“隻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在我國的對外政策中，保衛和維護世界和平是一項基本內容。進入60年代以后，由於美國侵越戰爭的升級和中蘇關系的惡化對中國形成威脅，加上黨在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日益嚴重，對新的世界大戰的認識日感“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認為整個世界形勢“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提出了要準備早打、大打，打常規戰爭、打核大戰的觀點。與此相適應，我們國內建設中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備戰。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即靠山、分散、進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而在指導思想上糾正了以往那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立場和方法去觀察國際國內事務、制定對內對外政策的“左”的錯誤。經過對國際形勢的科學觀察和深刻分析，鄧小平明確指出：戰爭的因素還存在，但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因素也在增長，戰爭有可能避免和制止，我們可以在爭取一個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下，集中精力進行國內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84年9月27日和10月10日，聯邦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和現任總理科爾相繼訪華，鄧小平分別會見了他們。在會見中，鄧小平在談國際形勢時，提到了科爾1974年訪華和施密特1975年訪華時雙方在對戰爭問題的看法上的分歧。
科爾和施密特在20世紀70年代訪華時，鄧小平作為副總理曾經會見過他們。在會談中，當時中國曾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觀點，但德國客人則表示了不同意見。
10年過去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鄧小平在1984年會見這兩位德國客人時說：“那時你們來訪問，我們曾經談到戰爭危險。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點變化。我們感到戰爭危險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因素在增長。”他表示，中國最不希望發生戰爭。中國太窮，要發展自己，隻有在和平的環境裡才有可能。要爭取和平的環境，就必須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鄧小平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新判斷，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逐步形成的，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緩，如果行動有力，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是可能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雖然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但他觀察到兩個超級大國全球戰略部署尚未準備好，戰爭一時還打不了，隻要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努力，破壞超級大國的全球戰略部署，戰爭可以推遲和延緩爆發。進入80年代，鄧小平就明確提出，爭取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1980年4月，他說：採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險可以渡過，不是不能渡過的。我們說爭取20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1983年3月，他在分析了國際形勢和美蘇戰略力量的變化后斷言：戰爭10年內打不起來。
第二個階段，從80年代中期起，認為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因素的增長，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指出：“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后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冷靜地作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個判斷，成天誠惶誠恐的，怎麼能夠安心地搞建設？”（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