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三中全會之前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為期36天。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系，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
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后，葉劍英和鄧小平就著手準備在大會上的講話，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裡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有7個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后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提綱的最前邊，鄧小平還加了“對會議的評價”這個問題。所以加起來是8個問題。
鄧小平首先說:“想了一下，不準備長稿子。”第一個問題是對會議的評價。他說: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后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於安定團結，(又有利於)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他說：這個爭論(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他提出要解決新的問題，全黨全民要開動腦筋。
第三個問題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他指出:現在這個時期更要加強民主。集中那麼多年，現在是民主不夠，大家不敢講，心有余悸。發展經濟，(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工廠工人監督，農村社員監督。他還說:“目前主要反對空頭政治，反對說空話。”他談到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時說，這個矛盾隻能靠價值法則及供求關系來調整。否則不能自主。要靠質量，質量好會暢銷全國。不要怕亂，市場不會亂，承認市場的一定調節。他說，經濟民主，重點不是政治，重點是經濟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種單行法，總之應該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個問題是向前看。他說，這個會議向后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干淨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還說，安定團結十分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要糾纏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讓時間來說清，過一段時間再說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第五個問題是克服官僚主義。他批評了人浮於事、拖拖沓沓的現象，還批評有幾多如會議多等。鄧小平提出:要學會管理，培養與選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規章制度。好的企業必須用先進的辦法管理。黨委領導好不好，看企業管得好不好，看利潤，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農村也如此，各行各業也如此。
第六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農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鄧小平說這樣才有市場，本身就促進開辟新行業。要反對平均主義。干得好的，就影響左鄰右舍。
第七個問題是加強責任制。在批評了無人負責的現象后，鄧小平說搞“幾定”:一、什麼項目﹔二、從哪裡引進﹔三、定在什麼地方﹔四、定哪個人從談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開單子。並頭進行，不耽誤時間。國內企業也要專人負責，專門機構搞“幾定”，請些專家，譬如榮毅仁就可以當專家。
第八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鄧小平提出要搞人員核算標準。
鄧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講話稿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裡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鄧小平審閱。在修改稿子的過程中，鄧小平又找我們談過幾次話，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見。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談到要為敢想敢做創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制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制度。對新事物要採取支持鼓勵態度。特別是學術研究、思想領域上更需要民主討論。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越軌怎麼辦？這有個信任群眾、信任干部的問題。
他再次談了開動機器的問題。他說:開動機器，一個生產小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麼地方？四個現代化嘛！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健全黨規黨法，他說:黨要有好作風，黨的作風，無非那三個作風，它本身就是制止違法亂紀的。現在看來黨規黨法比國法還重要。
談到向前看，鄧小平說，對(犯錯誤的人的)過去不要求完備，自我批評不夠，讓他自己考慮，在實際工作中改正。因為過去的問題太復雜，但(對)以后新的錯誤要嚴一些。
關於新的問題，鄧小平說: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大量出現，特別是上層建筑方面，有規章制度，用人問題，有選人標準。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發展生產力是主要標準，否則什麼叫政治上強？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還要展開，不要等上層建筑，從一個廠，從專業公司搞起，農村從公社搞起。總之，方針明確，方法妥當，沒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鄧小平談了權力下放、責任到人的問題。他說:有一個責任到人的問題。講集體負責、黨委負責就等於無人負責。“打屁股”不能亂打一通。既然責任到人就應該有權，沒有權也就不可能有責任。領導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技術是否得到不斷的更新，靠體力勞動不行。
談到先富起來的想法，鄧小平說: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帶農村，大城市帶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務行業，大有可為。他還談了城市規劃問題，舉了新加坡的例子，說新加坡一個島上都有衛星城市，為什麼我們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應規劃。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權買一套房子，5間房子70平方米，相當於半年工資，分期付款。日本獎金搞得好的相當半年工資，相當於一部汽車。新加坡房租相當於工資的50％，歐洲、日本相當於1/3。他還說，小生產眾多的國家有問題，小生產習慣勢力(稿子裡)可以講。
另一次談話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鄧小平肯定稿子由原來講8個問題改為講4個問題。同時要求開頭或中間要講一講重點轉移問題，他說這是一個主要的方針，要不了多少語言，但這是個大前提，是總的東西。
談話中，鄧小平批評了把個人擺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兩個凡是”重要。真正說來是上層建筑有問題，官僚主義是一個內容。權力過分集中，離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脫離了組織，離開民主搞集中，這才是實質。各級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各個組織一直到支書，權太大，不利。我們的制度不是鼓勵支持人們敢想敢做。精神鼓勵不夠，物質鼓勵不夠。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個樣，而且還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卻覺得可以過得去，(因此)怪現象發生。鄧小平特別提出要加寫一段所謂追查謠言的問題。他說，這實際上是軟弱，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還說打擊報復是很惡劣的風氣，必須制止、斗爭。
鄧小平還提出稿子要加寫按勞分配的內容。他說: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領導干部，就應該多得，就應該先富起來。積極性沒有經濟手段調動不行，隻講風格是不行的，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他說:總之有賞有罰都同經濟利益聯系起來講這個問題。獎勵而且物質獎勵也獎到具體的人，具體的車間。通過責任制，通過賞罰，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養專家，專家一用就用下去，為社會主義事業，實際上為人造福就是政治標準。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舉了6個法律名詞，並且說要研究國際法。不懂國際法，國際交往越多，將來要栽很大跟頭。
關於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改革上層建筑，改革生產關系，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並且創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會取得群眾理解、諒解。他說，震動比較大。新的矛盾並不比現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復雜。走群眾路線，信任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隨著生產力發展可以得到很好解決。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稿子看得更細，意見也談得更具體。起草的同志根據他的意見又做了修改。我記不清是哪一天了，當鄧小平聽執筆的同志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一遍之后，說：“行了，就這樣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改革的號角，就集中表現在鄧小平的講話中間。關於這個講話稿，那些精辟的見解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講話用的題目也是他起的。（於光遠） （據《人民政協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