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秋天，35歲的鄧小平和23歲的卓琳在延安相識。這兩個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的生命，開始聯系在一起。在此后的58年間，他們輾轉於全國各地，經歷炮火洗禮，飽嘗境遇沉浮，但始終陪伴在彼此身邊。鄧小平去世后，卓琳帶著對丈夫的眷戀，又獨自生活了12年。她離去時，和丈夫一樣也是93歲。
陝北窯洞
1939年9月初的一個傍晚，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的黃土窯洞前，時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的鄧小平，結束6年的單身生活，和剛來延安不久的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卓琳結婚。
在此之前，卓琳曾兩次拒絕鄧小平的求婚。她生前曾回憶說：“他（鄧小平）是從前方回來的，和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裡頭。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一個女朋友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不同意。那個女朋友和我談了兩次，我不願意。”
當時延安的男性多是工農干部，卓琳不敢同這些人談情說愛。“我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怕他們沒有知識，跟他們說不到一塊兒。”卓琳說，后來，鄧小平兩次主動找上門來。卓琳聽了他的有關情況和理想后，覺得他還不錯，是個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那個時候自己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
太行山溝坎
婚后不久，卓琳跟隨鄧小平一同趕回抗日前線太行山。鄧小平回到設在遼縣（今左權縣）西河頭村的一二九師師部。卓琳則留在麻田八路軍總部，擔任婦女訓練班隊長。那段時間，隻有鄧小平到八路軍總部開會時，夫妻倆才能見上一面。
婚后一年，組織上終於批準了卓琳的請求，同意她到一二九師師部秘書科工作。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卓琳並不怕危險和艱苦。
兩人在一起生活后，快言快語的卓琳慢慢適應了鄧小平的沉默寡言，也想出了協調兩人性格差異的好辦法。一天，她對鄧小平說：“你的性格是不愛說話，我的性格是愛說話。現在我又不能隨便跟別人說話。說錯了，影響不好。所以我隻有跟你說了。我把我的想法說出來，你一定要聽下去。我說錯了，你可以批評，我來改。但不能不讓我說話。”鄧小平的回答還是非常簡單：“要得！”
武安山區
1945年12月，“劉鄧大軍”離開了駐扎5年的太行山，把司令部遷至河北省山區武安縣。鄧小平和卓琳把3個孩子接到了身邊，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團聚。
看到3個孩子，鄧小平非常高興。可卓琳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剛從延安回來的大女兒鄧林，由於嚴重營養不良，不說話，不張口吃飯，手裡拿著蘋果都不會吃﹔老二鄧樸方拉肚子，晚上睡覺也不得安生﹔老三鄧楠才一歲半，嗷嗷待哺。多年征戰的卓琳，身體很差，沒奶水，給孩子喂小米粥又喂不進去……經過一番努力，這個家還是漸漸安頓下來。3個孩子開始歡歡喜喜地在一塊玩耍，慢慢地長高長胖，圍著爸爸媽媽團團轉。
接下來的3年解放戰爭期間，鄧小平極少再有機會和家人團聚。當他和劉伯承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隴海路南北先后9次與國民黨軍較量，九戰九捷，打出“劉鄧大軍”的赫赫威名之時，卓琳和其他高級干部的家屬們，隨著戰線的推進，不斷搬家。每天早上天未亮，大人們就要把孩子們叫起來，給迷迷糊糊、還沒睜開眼的他們穿上衣服，然后一邊收拾東西，一邊隨便給孩子們塞幾口飯。一群婦孺就這樣從河北走到南京，最后到了上海。
山城重慶
1949年10月，出席開國大典后，鄧小平和劉伯承率部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卓琳提出了要求：“你們老是把我們‘丟’下不管，不行！這次我一定要跟著你去。我是共產黨員，你砍我的頭我都得跟你去。”
鑒於當時的軍情沒有以往那樣危急，鄧小平同意了卓琳的要求，讓她帶著孩子們，跟他一同進軍大西南。卓琳看到領導干部們無暇照顧自己的孩子，她主動申請創辦了重慶曾家巖人民子弟小學，並親自擔任校長。她不僅安排設計課程，師資不夠時還兼課，教高年級的語文、數學和音樂課。
中南海小屋
1952年，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7月1日，鄧小平一家離開四川，趕赴北京。
鄧小平對卓琳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言行要謹慎。”於是，卓琳成了鄧小平的秘書。她在家裡專門找了一間小屋子，把所有鄧小平看過的文件一一擺開，一件一件地登記，然后整理成冊。幾十年過后，卓琳上交的鄧小平批閱過的文件，大多還保留在有關檔案部門。
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10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10年。10年間，他實際上隻有兩個秘書——王瑞林和卓琳。
1966年，“文革”爆發，鄧小平被稱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造反派的揪斗、圍攻。造反派還抄了他的家，將他的子女趕出了中南海。
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看到一些夫妻在“文革”中彼此或劃清界限，或離婚，或互相揭發批判對方，感到非常擔心。她叮囑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們夫妻這麼多年，你應該是了解他的，你可別犯糊涂哦！”卓琳非常堅定地說：“媽媽，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會的。”
在那段非常時期，夜深人靜的時候，卓琳常把兒女們叫到身邊，用被子蒙上頭，給他們講鄧小平的歷史，講“文革”爆發前鄧小平在中央的工作，講鄧小平與彭真、羅瑞卿的關系……她要告訴兒女們，他們的父親是清白的。
江西閣樓
1969年10月，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勞動，卓琳隨他而去。和他們同行的還有繼母夏伯根。
每天上午，鄧小平和卓琳一起步行半小時，到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鄧小平的工作是鉗工，是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干過的老行當。重操舊業，他駕輕就熟，干得有板有眼。卓琳身體不好，廠裡就安排她和女工們一起洗線圈。
中午，夫妻倆回家吃飯﹔下午，一起看書、學習﹔每晚8時，準時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廣播。
在家中，3位老人根據各自的身體情況進行分工。鄧小平雖已65歲，卻是家裡唯一的壯勞力，重活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塊等。卓琳年齡最“小”，53歲，但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隻能干一些輕活，如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縫紉等。夏伯根年近70歲，但身體不錯，廚房裡的事全由她負責。3位老人互相幫扶，互相照顧，把生活過得很充實。
1月的江西，天氣最冷，穿上厚厚的棉衣才能保暖。卓琳有時下了樓就上不去。吃過晚飯、收拾停當后，卓琳站在樓梯口喊道：“拉我一把，老兄！”鄧小平隨后一手拉著妻子，一手拉著樓梯扶手，兩人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卓琳洗大床單、被裡時，鄧小平就幫著用清水漂洗，然后一起擰，一起晾曬。
就是靠這種彌足珍貴的溫情，靠著妻子的精神扶助，鄧小平樂觀地走過了政治生涯中的那段險惡時光。
東交民巷
1973年3月，鄧小平“復出”，全面參與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然而，1976年，他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此后，卓琳陪著鄧小平一同搬進了北京東交民巷17號。在與子女音訊隔絕的狀態下，兩位老人相依為命，開始了又一次禁錮生活。
沒過多久，卓琳因眼病復發，住進了北京三0一醫院。一天，一位醫生悄悄告訴她：毛澤東病危。卓琳聽了十分著急。正好一個警衛人員來看她，她立即寫了一張紙條，請警衛人員轉交鄧小平：“千萬不要離開你現在住的地方，不管什麼人讓你出去都不要離開，我爭取盡快出院。”50天后，卓琳的眼病基本好轉，她一分鐘也不能再在醫院住下去了，急切地回到東交民巷。看到鄧小平一切照舊，她那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米糧庫胡同
1977年，鄧小平一家搬進北京景山后街米糧庫胡同的一個普通院子。院子裡有兩棵鬆樹，枝葉交織，難分彼此。兒女們認為，這兩棵樹象征著鄧小平和卓琳相依相伴。又因兩人同屬龍，兒女們便為兩棵樹取名“雙龍樹”。
直到今天，米糧庫胡同的那個院子裡，鄧小平辦公室仍保留著原貌——書櫃裡放著他生前愛看的書籍，寫字臺上擺著孫輩們送給他的禮物，臺歷則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之日）。每逢鄧小平祭日這一天，卓琳和兒女們都會在院子裡撒滿花瓣，寄托無限的思念。
鄧小平去世后，卓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沉浸在綿綿的哀思之中。除了少許重要活動外，她很少離開她和鄧小平共同生活了20年的位於米糧庫胡同的這個院子。
晚年的卓琳，對待生和死的問題非常坦然。她多次囑咐子女們在辦理后事時一定要從簡。她逝世后，兒孫們在她住過的屋裡，設起小小的靈堂——這是他們唯一一次違背她的意願。靈堂內，照片上的卓琳，精神依舊飽滿，笑容依舊爽朗。（武市紅 余瑋）
（摘自《環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