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路141號,2014年夏末,我們追尋鄧小平的上海足跡是從這個門牌號碼開始的。
這是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所在地,記者要拜訪的是黃金平和張勵,他倆的共同身份是《鄧小平在上海》一書的作者。
十年前,《鄧小平在上海》適逢鄧小平誕辰100周年出版,當年即成為年度暢銷書。如今,這本定價20元的書,在二手市場已被炒到600元的“天價”,但兩位作者顯然並不關心這些,他們正在為出版《鄧小平在上海》修訂版而緊張忙碌。
見到他們,第一個感受就是“沒想到”——沒想到這樣一本重要著作的作者竟如此年輕。在2002年接到寫書任務時,張勵大學畢業剛進單位不久,那是她第一次寫專著,而黃金平,當時也40歲不到。
這是一項必須交出漂亮答卷的任務。
回想起來,他倆用“忐忑”來形容當時的心情,而憶起寫作這本書的兩個年頭,他們坦言,在黨史研究室上上下下的鼎力支持下,他們從收集材料到尋訪當事人,從觀看影像到重訪現場,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口述歷史,能尋到的,他們都力求“面面俱到”。黃金平提到,其中,《解放日報》當年的報道也是他們重要的參考資料。
“從1920年到1994年,鄧小平在上海的足跡跨越半個多世紀。”
在黃金平看來,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上海一直都是鄧小平的牽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他尤其關心上海的經濟建設。“可以說,沒有小平同志的深切關懷與支持,上海不可能有這麼快的發展。”
在尋訪和寫作的過程中,最讓黃金平和張勵印象深刻的,“還是他的戰略眼光”。萬千材料中,他們選了這樣三個與上海發展息息相關的細節——
“文革”結束后,從全國來說,干部隊伍結構老化的現象特別嚴重,當時,小平同志對上海的干部建設特別關注,1979年、1983年,他多次到上海視察時都提到了干部要年輕化。在他的關心下,上海在上世紀80年代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市級領導以及后備領導干部。經過歷練,這些干部不僅挑起了上海建設的大梁,有的還成為了中央領導。
到了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仍一如既往地關心這件事,特別是1992年視察上海時,他多次提到干部要年輕化。1992年2月8日,夜游浦江時,小平同志說,干部培養體制上要后繼有人,各個梯次上都要有。他還語重心長地對幾位上海市委老同志說:“年輕一點的同志有這樣那樣的缺點,老的就沒有嗎?老的也是那樣走過來的。要從基層搞起,就后繼有人。”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關於浦東開發開放的研討就沒有停止過,當時上海財政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繳國家稅利佔中央財政支出三分之一,事關上海發展的決策至關重要。不能不發展,但也不能走錯路。突破口在哪?
1990年2月13日,鄧小平乘火車回京,在去車站的路上,鄧小平對前來送行的朱镕基說:“你們開發、開放浦東我贊成。”堅定的話語裡,是信任和期待。有了這“一錘定音”,浦東的開發開放順利推進。特別是“開放”二字是鄧小平特意加上的,不僅是點睛之筆,也蘊含著深遠的戰略意義。
事實証明,開發開放浦東不僅僅對上海的發展、對全國的發展都有幫助,這是國家戰略。“在寫書的過程中,我們發現,1990年后,小平同志每次來上海都要過問浦東的發展,要看一看浦東,他是有浦東情結的。南浦大橋、楊浦大橋這兩座由他題字的大橋最能體現他對浦東的情感,1993年底,他登上楊浦大橋,盡管天很冷還飄著雨,他執意要下車在橋上走走,看看浦東的面貌。”
1994年,鄧小平最后一次來上海,2月19日回京那天,他特意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吳邦國和市長黃菊叫上火車,囑托道:“你們要抓住20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機遇。”鄧小平的話,指明了上海這座中國特大型城市的發展方向和他對上海的期待。
“鄧小平之所以強調上海要抓住機遇,是因為他認為,上海是有特殊品格和素質的,是完全能夠抓住機遇的。”接過張勵的話,黃金平說:“上海沒有辜負鄧小平的期望,從工業結構調整、浦東綜合配套改革,到召開世博會、建立自貿區,上海一直在用實際行動‘抓機遇’。”
10年后,再寫鄧小平,有什麼不同?“除了根據《鄧小平年譜》對文字進行梳理、修訂外,還延伸了2004年之后的內容,增加了更多照片史料,大事記這一塊也豐富、充實了不少。”
而記者注意到,與舊版封面的合成照不同,這次的封面特意選了一張歷史照片——1992年2月,鄧小平在當時全國最大的百貨商店上海市百一店,從售貨員馬桂寧手中購買了4盒鉛筆和4塊橡皮。為什麼選擇這張照片?黃金平說:“看似普通的照片,背后有深意,因為就是那一年在上海時,小平同志提出了‘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想想看,這個論斷對上海、對中國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啊。”(陸綺雯)
(摘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