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一個深刻變化的年代，世界是如此，中國更是如此。
近30年以來，深刻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的是改革開放﹔近20年以來，深刻影響世界的是自由貿易體系的全球化。在決定資本與市場全球分配的過程裡，中國的改革開放，不但契合這一進程，也成為經濟全球化極富特色的構成與不可或缺的部分。
得到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裡德曼曾說過：“誰能正確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以局中人角度來看，卻往往不限於用經濟學來解釋，改革開放，如沒有一位偉人煥發最大輝煌的桑榆晚景，也許歷史會另有一番費盡周折的解釋。
這位偉人，隻能是鄧小平。
早在1978年，鄧所倡導的改革就已開始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正好與全球性的運轉中心由國家轉向市場同步。以接近15年為一個周期，14年后，小平以88歲的高齡南巡，從此改革開放一躍而成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位老人對中國當時政經局勢的定位，正好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差堪仿佛。
另一位弗裡德曼——《紐約時報》的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在1999年歡呼全球化時宣稱：世界10歲了。他以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為全球經濟形成的起點。1992年，小平南巡，一個重要背景就是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他在當時已然洞察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與發展，但這一歷史變局又促使他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作出審慎思考，從而將他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實踐中的一系列探索、思考，融會成完整體系，並升華到理論高度。
百年中國，小平以他獨特的務實與沉穩，奠定了發展的基礎與發展的方向，南巡是其畢生事業的巔峰之作，是其政治生命的天鵝絕唱，飄然引去前，他高懸了一盞曠世明燈。南巡之后，小平隱大音於無聲、隱大象於無形，據聞其精力亦不復從前，每日的散步由18圈減少為12圈。南巡之於小平晚年的意義，自不待言﹔而小平晚年之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更不待言。
以接近15年為一個周期，13年之后，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重大轉身﹔14年之后，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決策。在今日，和平與發展仍為世界主流，但和平與發展對於中國，已經上升為“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走和平發展道路”。而放寬視野，從蘇東劇變、冷戰結束的歷史大格局來看，這一轉身實脫胎於小平南巡的遺世背影。
如果說長征是中國革命的傳奇，小平南巡則是中國改革的傳奇。
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從“共同富裕”到“構建和諧社會”，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以人為本”，正有其一脈相承的思想淵源與脈絡。小平南巡並未回避關於社會主義事業本質性的思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思考仍在繼續，並得以發揚。
誠然，任何改革都有其對舊體制不能不揚棄之處。小平南巡推動改革是因為不改革就隻有倒退，而我們今天面對單位GDP能耗居高不下，資源與環境不堪承受，粗放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過於依賴外資，政府必須提供的公共品，如教育、醫療、交通、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削弱，貧富差距拉大，改革的普惠性下降，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民主法治等環境遲遲未能建立，都決定了舊有發展模式的必須揚棄之處，不改革就不可能持續發展，此刻回顧小平南巡，有著方法論的啟示——改革在於不斷揚棄自身的弊端，堅持改革在於不斷前進，於實踐中得出真知，將實踐變為真知。
在我們開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之后，由於信息化的主導，發展已由單純的競爭轉變為多方面的合作與依存。新近出版的《時代》周刊上，在以“中國：一個新王朝的開端”為題的封面故事中講述“改變東南亞的不是美國的援助，而是與中國的商貿往來”，並認為：“美國和其盟友要解決競爭問題，必先認清中國與西方的共同利益，通過合作達致互惠互利”。
由此觀之，中國的發展必重“又好又快”，改革的主旋律必然是“對內和諧、對外和平”。小平南巡，在他那個時代已經走到了最遠，而這個時代，我們仍然要走到最遠。
紀念小平南巡15周年，中國不可一日無改革，還是那句話：“空談誤國，實干興邦”。
來源：瀟湘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