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十八大報告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以改革開放為界分為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為我國繼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指明了方向。本文運用《資本論》研究方法探討經濟實踐經驗，並結合各種理論思潮在我國社會的影響變化，從經濟學角度初步探尋這兩個時期的區別與聯系。

一、改革以前三十年工業化積累的偉大成就與“文革”失誤

（一）建國初到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過程

從農業國過渡到工業國進行工業化積累，是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任務。這項任務是由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完成的，所以從技術經濟角度看的一般性工業化積累，其特定社會內容隻能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從《資本論》關於“剝奪者被剝奪”等科學論述看，隨著我國人民解放戰爭進程的沒收即剝奪官僚和買辦資本，通過“三大改造”對民族資本等進行的財產贖買，以及廣大農民用工、農產品“剪刀差”提供的資金積累，特別是王進喜和李四光代表的那代英雄群體的艱苦卓絕創業活動，明顯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原始積累過程。

通過“積累多少一個樣”的計劃籌資體制，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形成了“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原始共有產權，但從前蘇聯沿襲的傳統經濟理論，卻把它當成社會主義本身的公有制形式，在建國初能行得通是有一系列非正常的主、客觀條件的。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之特殊社會條件下，共產黨領導人民勒緊褲帶，取得過在戰爭廢墟和冷戰封鎖中，迅速完成工業化積累的輝煌歷史業績！其實“文革”普遍和直接的經濟影響，是由於否定社會主義生產的個人利益驅動，即管理學講的“缺乏激勵”致使效率低下，積累也受影響卻仍在進行。

（二）發生“文革”的特定社會動因

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某種所有權，由他們一定的佔有使用權、支配處置權和投資收益權等諸多財產權利構成，因此，它要由人們在該種社會生產、再生產及總過程中所結成的特定生產關系來體現。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時明確指出：“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無非是把資產階級的全部社會關系描繪一番。”可見他認為一定的所有制關系，是經濟學反映該種生產關系的總體概念，因此是邏輯思維體系的認識結論，前蘇聯教科書體系卻把結論當前提，這種邏輯常識錯誤導致一系列的思想混亂。如在敘述原始積累過程時，直接用下定義方式給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概念，沒它區別於原始公有制的歷史特征，因為后者也是“生產資料歸全體氏族成員所有”。建國后，在理論上混淆不同公有制形式的思想混亂，其負面作用是隨事業發展而逐漸顯現的。

中國歷史上在手工勞動和小生產管理中，習慣於感悟思維的農民與士大夫，都到感性經驗中有過先例的原始社會追求其社會理想,社會底層運動又往往要打上傳統烙印。中國黨和軍隊的農民隊伍成分，把理想中“新世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統統給理解成“環球同此涼熱”的大同世界。設想“六億神州盡舜堯”矣！沒這種傳統思潮的社會推動，要在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在建國初迅速地實現工業化積累，這兩大歷史任務是不可想象的。特殊國情決定其社會運動的復雜性：從前蘇聯沿襲的公有制理論雖有誤差，在建國初卻有激發群眾生產勞動熱情的工業化積累作用﹔又由於在這種經濟理論中，沒社會主義區別於原始公有制的歷史特征，就與國人傳統的大同理想一拍即合，二者構成“文革”的思想動因：大同理想是發生“文革”的特定思想感情基礎﹔而混淆不同性質公有制的前蘇聯理論體系，則為建國后的歷次左傾思潮打開理論大門，最終釀成“文革”的極左思潮泛濫。

隨著工業化積累的基本完成，我國建立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社會經濟條件發生巨大變化，生產力跨越式發展引起生產關系急劇變化，社會主義生產的“勞動所有規律”現實地發揮出必然性作用，廣大勞動者已不能容忍平均形式的產品分配，開始普遍要求佔有自己付出的辛苦勞動。最令感悟力超常發揮而極敏銳的毛主席不安的，是隨著我國初步實現工業化提高了人們生活水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悄然發生變化。毛主席不容領導干部思想變化的原因既理想又實際：原始公有制關系的正常社會運行，需要有氏族首領“大公無私”的思想境界。這樣看毛主席在建國以后，是把“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那麼一股勁”的各級干部，當作類似氏族首領在原始社會中的“核心”使用，力圖用群眾運動預防這種公有制的官有化，而鄧小平是要通過制度建設防范社會主義的異化風險。顯然，那種把“文革”看成某個人的思想行為，是沒有歷史觀的。可見毛主席與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發生在一個懷有這塊社會土壤孕育的社會主義理想情結，一個是頑強地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發展情結﹔另一個是頑強地堅持在傳統社會主義發展情結的基礎，立足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則都是堅持國家的經濟政策，要體現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和普遍意願。

二、后三十年社會主義改革探索與兩個極端的阻撓和誤導

（一）鄧小平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探索

如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過程，鄧小平經濟政策的思想起源，也主要源於對建國后的左傾危害體會：大躍進運動刮的浮夸風和“共產風”，導致六十年代初我國的三年經濟困難。早在1962年7月，對作為這場“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左傾思潮，鄧小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進行了深刻反思：“生產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資料顯示，鄧小平經濟政策思想發端於體現唯物史觀的這段話！這也可看成他的經濟改革思想源頭。鄧小平經濟思想的這個策源地，后來啟發我們通過經濟學的專業研究，初步發現社會主義生產的“勞動所有規律”。同樣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鄧小平通過總結原計劃經濟體制的經驗教訓，向全黨全國人民交代了經濟改革原因，這可以看成他的經濟改革思想發源地：“隻講奉獻、不講索取”的原計劃經濟體制，“短期內行”指建國初哪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長期不行”則指初步完成工業化積累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而認為這種“隻講奉獻”的經濟體制，“對少數先進分子行，對廣大群眾不行”,則體現他區分先進性與普遍性的很強政策觀念。

經濟體制改革直接觸及利益結構，該領域恰恰是馬克思學派的研究長項，所以鄧小平的政策思路，重在調整作為人們生產關系實質的利益關系。鄧小平同志是位務實的政治家，從六十年代初提出發展農業生產要先符合群眾意願。其中包括七十年代“文革”中復出搞“整頓”和“教育回潮”，以及“文革”結束后抓教育的恢復高考，在農村改革中搞聯產承包﹔八十年代初在國有企業恢復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直至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講話。他一直關注在初級階段條件下，如何切實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等，這些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性內容。這種經濟政策的利益導向，是透過一切中間層次直指勞動者（一般在中央與地方分權，頂多到企業層面做文章），決策思路如此徹底“接地氣”，已要求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創新。看來決策越正確，對與其配合的專業研究要求越高！從根本上看，改革能頂著前蘇聯教科書理論，與我國傳統思潮合流的社會慣性壓力前行，不僅源自鄧小平鼓勵勞動者如小崗村民的首創精神，還以他們受益為改革的社會動力和成功標準。

鄧小平晚年治國生涯的壓軸大戲，自然要數被稱為“天鵝之舞”的南巡講話，它是我國經濟改革進入關鍵階段的政府決策。這個講話繼承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首先是針對前蘇聯教科書中，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生產特征的經濟學觀點，在前段話中他講在社會生產中採取計劃經濟形式，隻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任何社會生產的目的和內容。這確實點到前蘇聯教科書的要穴上面。我們通過專業研究，發現具體到社會主義生產中，國家計劃除有維持產、需大體平衡的一般經濟目的，還有在勞動者社會組織人們的勞動交換過程中，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生產特有目的和內容。南巡講話的后半段，高度概括了相互聯系的若干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幾項是馬克思講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在鄧小平注重群眾利益的思想啟迪下，特別是在他組織的改革事業感召下，沿著列寧“運用《資本論》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學術路子，我們對這種市場經濟結構的初步探討，是在唯物史觀立場和辨証邏輯方法指導下，遵循馬克思對聯合勞動等的科學預想，初步總結戰后兩大陣營經濟史的實踐經驗，而以“社會主義勞動者”為邏輯始點范疇。從歷史賦予社會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具體到我國是根據工業化積累完成前、后的社會經濟條件變化），並由生產一般條件造成人們勞動的普遍現實形式入手，找出了這種生產的“勞動所有”規律﹔又通過社會分工與勞動所有權的現實矛盾，把握勞動者之間的勞動交換本質，再綜合進我國的初級階段條件下，由於缺乏直接組織勞動交換、溝通產、需聯系的計劃能力等現實因素，便邏輯地証明現階段“國有企業之間存在商品關系的歷史必然性”。並由體現勞動所有規律的積累勞動所有原則，認識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構中的特定私有關系，由此又找出它區別於原始公有制的歷史特征，進而發現這種公有制可與市場經濟形式內在結合。這才能真正理解《資本論》，不僅在其第一卷從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哲學角度，高度概括過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構中勞動者的“個人所有”特征，還在第三卷的兩種“揚棄”理論中，指出明晰公有產權的社會主義標準，以及這種公有籌資和投資的具體特點。這至少表明兩點：一是傳統公有制概念的非馬克思性質，二是西方經濟學總把投資與其資本主義形式混淆起來。

追溯鄧小平1978年的“北方談話”，直到1992年的“南巡講話”，能夠看到他許多政策思路的形成過程。而且，可從中看出更為深刻的歷史運動軌跡：鄧小平組織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探索，也並非單純地是他個人的思想行為，它適應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呼喚，具體是反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救亡運動相結合，形成以周恩來為前期代表的那批留洋學子的一種強國文化現象，歷史最終選擇由鄧小平晚年的主政生涯，急切展示那代留學知識精英的振興抱負，持平而論，他們與本土知識精英有視野差別與理念分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