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個極端都在阻撓或誤導我國的市場化改革

在當代，並非什麼樣的市場經濟都有效率，更不一定符合我國的各種國情。反之，這些國情卻對其市場模式的選擇形成客觀制約：首先，人均資源佔有量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保障能力低，這使社會對財富佔有兩極分化的承受力有限，一旦經濟運動陷入“消費需求遞減”規律導致的惡性循環，很快會逼近許多人的心理甚至生理極限﹔追求原始公平的傳統價值體系，又隱伏著巨大的社會反彈乃至爆發能量，這種基本國情表明經濟改革的政策調整有限度﹔再者，從“亞細亞生產方式”傳承的宗法關系和觀念，則是制約著市場模式選擇的特殊國情條件，這種國情條件下的私有化往往形成家族企業，隻有通過法定公有制進行社會化籌資，才能割斷血緣和人情臍帶實現管理專業化，並找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構中的特定私有關系，創建起“公中有私”的現代公有制，才有與西方“私中有公”（在財產私有制的法定形式下，其實際經濟領域自發地形成公有產權）形式抗衡的制度效率。

由於受從前蘇聯沿襲的教科書影響，國內學者把目光聚焦在計劃手段和國有化形式，忽略由養家糊口之生活需要內容規定的特有勞動目的。一旦南巡講話與傳統經濟理論攤牌，他們在思想深處很難轉彎，造成馬克思學派對市場化改革的專業研究長期滯后，新自由主義才能夠來填補空白。這又由於在市場化改革之初，從前蘇聯沿襲的傳統經濟理論，曾迫使我國的改革先不論姓“社”姓“資”，爾后這種理論越來越背離群眾的現實需要，就逐漸自行被社會生活給邊緣化。曾幾何時，這套阻礙改革的傳統經濟理論，自然為受益於改革的人民群眾拋棄，並因為它打著馬克思的旗號而開始敗壞其社會聲譽。因此在鄧小平逝世后的世紀之交，研究市場經濟一般的西方經濟學，借傳統經濟理論破產之機，很快佔據國內經濟學主流誤導決策，其中把市場神聖化的新自由主義流派，更是西方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把他們戰前總出大問題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推銷過來，對南巡講話則用斷章取義的詭辯手法，實際是把法定國有資產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掠奪對象。看來理論上“差之毫厘”，實踐中就要“謬之千裡”！從我國經濟改革實踐看，國有企業改革中採取的各種經營形式，不同程度地曾受到過傳統經濟理論阻撓和“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原國有產權基礎梗阻，致使國有經濟體制改革道路維艱。目前，面對西方經濟危機形成的各種外部壓力，國內兩個極端傾向的碰撞和各種扭曲思潮的影響，我國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進一步明確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思路、新觀點，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大研究班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正確認識我國改革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與聯系，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歷史時期的改革開放是非常必要的。

針對新自由主義誤導市場化改革，造成兩極分化等的社會和環境問題，中央適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在經濟實踐中，戰后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由於這些國家自發地出現勞動者與投資方分享的經濟模式，形成勞動者個人所有公共佔有的現代公有制形式，發生《資本論》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變化，也就培育出強大的中產階級。在當今世界，無論要建立生態經濟實現合理利用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還是要化解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創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都要通過體制改革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為“發展是硬道理”的現實經濟含義。在當代，增長方式轉變的經濟發展才是科學發展，這是科學發展觀與“發展是硬道理”的內在聯系。反之，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全盤私有化，在歷史上僅僅比原始公有制有效率，現在隻配給西方當附庸﹔另一極端重彈前蘇聯的計劃經濟老調，會造成平均主義全無效率，抓住一個時期否定其他時期，都是有悖於中國國情的。可見，十八大提出不走老路和邪路是實事求是的。

三、探尋兩個時期的內在聯系、樹立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自信

在學說史上，科學社會主義原是《資本論》給証明的，《資本論》方法又有認識論的一般指導意義。因此深入到這種科學方法的當代應用研究領域，可發現有重大區別的兩個歷史時期之間的內在聯系：建國前期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為后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奠定了物資技術基礎和制度前提，因為勞動者使用前三十年積累的國有資產勞動，才能用自己積累的“一般剩余勞動”（馬克思）參與公共投資，也才能創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公共佔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樣，通過后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尤其是市場化改革，才能消除前三十年的工業化積累完成后，蘇聯模式逐漸產生的各種體制弊端影響，沒后三十年改革的觀念更新，連前蘇聯教科書的理論體系都難以突破。在我國工業化早期積累時期，毛主席憑他超常的政治感悟力，對當時多種主觀因素和客觀條件的全局把握與高效整合，即使在今天作為“事后諸葛亮”看，其實踐探索的頂層設計也仍然無懈可擊，甚至是嘆為觀止的﹔鄧小平則根據工業化積累完成后，我國經濟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社會條件，力圖貫徹社會主義個人利益驅動原則，從而肩負起轉動中國經濟大船航向的神聖使命。

綜合上述，我國改革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聯系，要由原始共有產權形式與社會主義公有形式的銜接過渡體現，這兩種公有制形式的過渡表明社會主義事業有重大進展，反之，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若無此重大區別，則表明沒能突破“有中國特色的蘇聯模式”。總之在我國公有經濟領域，創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有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支撐，而且屬於暫不動現有利益格局的“增量”漸進改革，也就有較大的現實可行性。然而左與右兩種傾向都影響著建國后兩個三十年的對立，雙方各抓住一個時期否定另一時期，出發點就不為總結經驗，而用“文革”那種敵視態度對待學術，封堵超越兩極的中庸之道。

目前，運用《資本論》方法探討后三十年改革的實踐經驗，以擺脫阻撓和誤導而端正國有產權制度改革方向：通過從改革前原始積累形成的共有產權形式，過渡到勞動者個人所有公共佔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這種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形式的內在結合，貫徹社會主義自我發展與完善的改革初衷。馬克思晚年曾提出從俄國農村公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從戰后兩大陣營經濟史看，蘇聯模式在工業化積累完成后的低效率，恰恰在於它沒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形成的，“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原始共有產權形式，過渡到與市場經濟形式結合的現代公有制。反之，職工持股基金會等公共籌資體制，這種現代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形式的有機結合，則是西方最有效率的那部分產權制度，因為以勞動者參與公共投資，而取得投資收益為基礎的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是戰后西方產業結構持續升級的實際社會基礎。同時由這種社會化籌資，才能在我國的特殊國情條件下形成經營管理專業化﹔勞動者收入增加還能增加社會“有效需求”，形成投資與需求共同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可見，勞動者參與公共投資取得投資收益，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特定體制根源。在“亞洲四小龍”的趕超史上，都是抓住寶貴和有限的高速增長機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對於趕超型國家而言，若錯過有沉重資源和環境代價的戰略機遇期，很容易落入“拉美陷阱”。

回顧我國社會主義事業60多年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由於社會主義本是創新事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前無古人，中國又是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所以，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道路探索，中國黨內有過思想認識分歧甚至過火斗爭。但由於各個時期的中央領導高度認真負責，多數黨員對國家和人民利益有奉獻精神，因此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改革，同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實踐中一直在勇於探索，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今天我們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聚集在馬克思的科學旗幟下，堅持我國市場化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就一定能夠重新凝聚、激發全黨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並與一切愛國人士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聯合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共同奮斗，實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