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萬友
中國社科院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田禾日前在接受《法制晚報》記者專訪時認為，我國目前秘書干政問題比較嚴重，具體有以下幾種表現：秘書參與具體政務，代行官員權力；涉及權錢交易，與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借助曾當過官員秘書的便利進軍仕途，占據要位；利用手中海量資源和公權力、話語權為個人謀利，大行腐敗之事。（4月23日《法制晚報》）
秘書干政、亂政“病象”早就成為腐敗一景，確實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問題是，面對錯綜復雜的行政生態環境，究竟該怎么治？
也許有人認為，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只要不配秘書，“秘書病”就迎刃而“治”。話雖這樣說，現實中未必做得到。一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無處不在，不是說不配秘書就能做得到的，那些口口聲聲宣稱取消秘書的地方，結果也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二來一些官員根本離不開秘書這一“拐杖”，一旦失去秘書，似乎就當不了官。你瞧瞧，中央明確規定，只有副省級以上干部才可配備專職秘書，可秘書泛濫卻是官場一景，不配秘書談何容易？又怎治得了“秘書病”？
其實，“秘書病”是一面鏡子，既照出了秘書自身問題，也照出了官員問題。可謂有什么樣的秘書，就有什么樣的官員。透過現象看本質，則是有什么樣的官員，才有什么樣的秘書。具體而言，“秘書病”根在“官員病”。
上梁不正下梁歪。試想，官員一身正派、清正廉潔又堅持原則，時刻謹慎使用手中的權力，會放任秘書狐假虎威嗎？肯定不會！在這樣的官員手下做事，秘書恐怕也不敢肆意妄為。實質上，秘書出問題，往往與“沒人監督”密不可分。
因而，欲治“秘書病”，必先治“官員病”，遏制了“官員病”，“秘書病”自然會不治而愈。事實上，“官員病”是最嚴重的問題，“秘書病”則是其衍生物，要治“秘書病”，先治“官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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