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出訪俄羅斯、非洲，還是在博鰲論壇，彭麗媛的隨訪都引發高度關注。網絡檢索中，“出訪造型”、“歌唱家”、“國產品牌”、“服裝股大漲”、“麗媛style”成為關聯度最高的搜索詞。
從某種意義講，彭麗媛是國家形象的另一種闡釋和解讀。一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並非隻有一個維度，它其實包含多個維度。每個受眾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所見到的那個維度，去評價一個國家，不同視角下的評價最終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國家總的形象。鑒於國際受眾更多傾向從“中國政府”在國際舞臺上的所作所為這個角度，去評判“中國”的形象，而且，國際媒體也總會以直截了當或者含沙射影的方式，指涉中國政府，久而久之，外界便傾向於將“中國形象”簡化為“中國政府的形象”。
其實，“中國的形象”遠比“中國政府的形象”豐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彭麗媛的出場如果能夠獲得外界贊譽，至少能夠從另外一個維度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正如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指出，彭麗媛能夠成為中國的“新名片”。畢竟，政府或相關機構並不能控制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任何獨立的個體，都能夠在某個場合展示一個國家的形象。
正因為此，許多分析家認為彭麗媛作為“第一夫人”出訪，的確有利於對外展示“中國軟實力”。誠然，政府能夠相對容易地壟斷軍事力量和許多經濟資源，但政府並不能完全左右文化和價值觀等軟資源。因此，談論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最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府、非政府組織乃至個體的所作所為。
彭麗媛的端莊典雅，以及作為藝術家所散發出的個人魅力，應首先看作是她“個人”的軟實力。盡管軟實力論說的初衷是以國家為主要分析對象，但在國內層面上，不同主體也能夠發展以及培育相應的軟實力，因為軟實力並不局限於政府。哈佛大學有軟實力，好萊塢有軟實力，美國政府也同樣有其相應的軟實力，這在中國也不例外。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領導人的配偶往往刻意保持低調，很少在國際舞臺亮相，在公眾場合，她們也從不談論個人生活。這與其他大國（特別是美國）的情況截然不同。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總統的妻子多莉，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妻子埃莉諾，肯尼迪妻子杰奎琳，以及現任總統奧巴馬的夫人米歇爾，都曾經或正在充分施展“第一夫人”的魅力，並在政治舞臺上發揮積極作用。事實上，“第一夫人”已成為美國乃至西方政治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研究“第一夫人”政治現象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阿爾戈爾說：“第一夫人在政治舞臺上有獨到影響力，可能成為一股政治力量。”
中國領導人配偶的低調行事，或許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息息相關。此次，彭麗媛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高調”亮相，顯然不是個人作為，它與外事機構的外交新思路或新思維密不可分。在國家形象日益重要的大環境下，如何運用新的思路或方法，來贏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支持和理解，成為外事機構一個極具挑戰的艱巨任務。相關機構與專家學者也紛紛出謀劃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國政府最近幾年提倡的“公共外交”。在國務委員楊潔篪看來，“公共外交工作中，政府更多的是發揮組織、推進作用，由媒體、民間組織、智庫、學術機構、知名人士及普通民眾活動為主”。換言之，公共外交可以簡單看作是政府搭臺，非政府行為體積極入戲。據此，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一個重要補充，如果運用得當，它能夠改善政府的國際形象，進而在對外交往能夠獲得更多的優待。
彭麗媛的此次隨訪，顯然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公共外交”。如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帆所言，“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是對官方外交的一種非常好的補充……第一夫人具有公共外交的成分。”作為這場公共外交的一員，彭麗媛向外界展示了其獨特的風格與魅力。在公共外交中，靈活性與彈性至關重要，政府不能也沒有必要控制每一個環節。這是因為，與依托硬實力的外交迥然不同，公共外交作為軟實力的載體，它的主要特點在於其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共外交的對象是否心悅誠服。在這一點上，公共外交絕非“宣傳”。一旦它演變為宣傳，非旦不能提升一國政府的形象，還會適得其反。
彭麗媛在國際舞臺上的精彩亮相，表明這場周密安排的公共外交初見成效。不過，我們應該意識到，它的成功並非緣於政府的廣泛介入，而在於遵循公共外交的基本原則：用公共的價值觀去觸動公眾，以真實的情感打動人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如同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學者薛涌所說：“第一夫人的文化本質恰恰是樸實、浪漫的家庭生活，是對女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第一夫人並不體現大國之榮光，她所體現的是一個社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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