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創新驅動改革 治理推動發展
三個突破與兩個約束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十八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三個突破表現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發展是硬道理。第一個突破表現在對內改革,解決了市場為本還是政府為本的問題。第二個突破表現為對外開放,我們今天要走一條與國際接軌的路。自貿區能做什么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不是政府來設計的。第三個突破集中在發展是硬道理,解決了二元經濟問題。今天要讓勞動力要素市場流動起來,讓人口紅利充分發掘,如果實現土地改革,將是一個很偉大的突破,可以完成中國幾千年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
公報還給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約束,一個是對市場的約束,一個是對政府的約束。生態環境、生態安全是對市場的約束。維護憲法法律權威,行政運作必須在法律框架下,政府不能越法,是憲法對政府、行政的約束。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能在這兩個約束上控制住,未來的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是可以期待的。
維護國家核心價值的安全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蘇長和:國安會的設立,讓人們高度重視國家的安全問題。國家安全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個,國家安全的維護從大的方面來講,很重要的一塊是國家核心價值的安全,其中涉及道路持續性、堅定性,制度的穩定性,價值體系的安全性。中央領導也講了有兩條路不能走,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峰會上也講了不能出現顛覆性的錯誤,這些都跟國家安全核心價值有關。在這個之外,我們講的文化安全、信息網絡安全等,也屬于這個范疇。第二個,就涉及怎樣在開放型經濟體系下構建一個國家安全的經濟安全體系,這涉及怎樣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安全,怎樣保護我們現在的海外權益,里面又涉及公民的海外人權、資產安全、市場份額的安全、貿易通道的安全、公司的安全等。金融開放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經濟、金融風險,比如我們跟各個國家構建自貿區,可能有一個貿易風險。這些都是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需要思考的風險、安全問題。第三個,是國家武裝力量體系。對一個大國來講,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體系,你看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其實沒有自己的獨立的武裝力量和工業體系的,我們國家有這個東西。所以在國防體系上不能受制于人,要確保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力量的建設。
創新驅動與驅動創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暉明:我們現在聽到最多的是“創新驅動”,但是,“創新不錯,問題是創新來自哪里,是什么驅動了創新?”這是學者要思考的問題。從這次三中全會公報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它的核心、靈魂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為了創新,所以改革是創新的一個驅動。
什么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解放企業家的創新能力,解放全社會公民的創新能力。我覺得公報里面有這個精神,這是真正挖掘創新的來源,真正挖掘驅動創新的力量來源。比如說,強調市場的自由、要素的自由等。
需要強調的是,今天我們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仍然是中心任務,是解決中國發展一切問題的基礎,公報真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而且強調以經濟改革來牽引改革,這樣改革就落地了,非常好。
心理健康與社會信任感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君辰:全會公報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對此可從幾個方面理解:
第一,堅持以人為本。現在很多地方都在講“以人為本”,政府講、學校講、企業也講。對“以人為本”我的解釋是,一個是初級階段的以人為本,一個是高級階段的以人為本。初級階段的以人為本,是考慮個體不同需求的一種理念,要考慮個體的精神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等。高級的以人為本,是強調發揮個體的潛力、滿足個體自我實現要求的理念。
第二,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這里面,一是強調了人民是改革的靠山,如果人民不擁護,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二是強調了改革的目的是讓人民滿意,對人民沒好處的改革是沒有意義的;三是強調了人民最關心的事情要首先改革,包括住房、教育、醫療、通脹、懲治腐敗等一系列事情。
最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條是最重要的。這里包括身體健康,涉及空氣、體育、醫療等;包括心理健康,如我們怎么建立信任感,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組織和組織之間的信任感等;包括提升全民素質,如精神、價值觀、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問題。
建國、興國與治國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劉建軍:我從歷史角度講點感受。現在的改革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不同點在什么地方?第一個不同點,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面臨的主要是觀念障礙,現在可能更多的是利益障礙,鄧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主要是解決觀念障礙。現在主要是利益障礙,掃除利益障礙要傷筋動骨,是很困難的。第二個不同點,就是改革開放之初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確實要講究頂層設計。第三個,一個很重要的是鄧小平同志解決的很多是經濟改革,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時的改革很多是每走一步,很多人受益,但是現在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改革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轉速。以前,我們解決的是建國與興國的問題,現在則要解決“治”國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是以撥亂反正促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必須以治理體系的完善促發展。第四個不同,是國際環境不同。改革開放之初是西方世界歡迎中國的開放,現在我們在形成這個世界、參與這個世界、影響這個世界,甚至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所以西方世界對我們的態度就會很復雜。
人也要以社會為本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鄧偉志:公報當中多次講到了“公平”,我們告別了過去流行的“兼顧公平”的說法。“兼顧公平”的說法,嚴格說并不科學,當然我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樣講,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我們要理直氣壯地提“公平”,公平也能出效率,公平能出大效率。
另外我們強調社會以人為本的同時,也能不能強調人要以社會為本。人與社會是同時產生的,社會不以人為本,這不叫社會;人不以社會為本,人不社會化,也不是“人”。所以這兩點是不是也能夠統一起來。(王多/李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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