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說，自己所做的是系統地對某一問題進行介紹，將來龍去脈以及發展趨勢闡述得清楚全面，而不是宣揚自己的觀點，可以說是重在講解而不是講課。

在這次經歷中，最讓徐勇感動的是領導的人情味兒。

“老師們的緊張在所難免，在上課之前，領導們會過來跟大伙聊天，說說輕松的話題，大家也就放松下來了。”徐勇說。

徐勇認為，這種集中的學習方式制度化地延續下來，是中央領導做的一個很好的表率，可以給地方學習借鑒。建設學習型政黨，中央領導帶了一個好頭。

學習內容已成為透視中國的一個窗口

由于中央政治局每次集體學習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因此海內外的觀察人士已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內容作為透視中國動向的一個窗口。

“對于政治局的官員來說,這種講課當然是有好處的。雖然黨小組也有各種各樣的學習,政治局也有其他的讀書會,但是據我所知,集體講課學習的形式只有這一個。可以說,通過這種學習,政治局獲得了相關知識的儲備。”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指出,一個政策的修訂、出臺,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除了知識儲備之外,還需要反復地考量和商討。“選擇一個課題進行學習,說明政治局對這一領域比較關心,它帶來的是長期收益。”

“集體學習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不過以前只學法律,就叫法制講座。1989年江澤民同志任總書記后基本上是每年舉辦1至2次,每次是一個人主講。”在中央集體學習形成制度前,就參與了兩次法制講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解釋說。

而講師們把到中南海授課看成是使自己的所學所研發揮影響力的途徑。兩次走進中南海上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就曾表示:“經濟學家影響政策通常有三個途徑:第一,做行政官員,把自己對經濟問題的思考轉為國家政策；第二,給政府做顧問；第三,做研究并發表相關的文章和報告,潛移默化地影響決策者。”在中南海授課無疑是第二種和第三種路徑的最好結合。

另外,“中南海講堂”上也衍生出副產品。比如曾經在央視熱播的紀錄片《大國崛起》就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頗有淵源。

據《大國崛起》總編導任學安回憶,2003年11月底的一個清晨,他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里播報了這條新聞，因此產生了做相關紀錄片的興趣。該紀錄片正式進入籌備階段后，任學安還請了當時為中央政治局講授這個主題的北大教授錢乘旦擔任學術指導,參與了片子的創作。 （綜合自《新華每日電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