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人在政治上的特質(zhì)

中國士人在政治上有兩個特質(zhì)十分明顯。第一，他們研讀的是儒家經(jīng)典，因此，他們重視的是“人”的問題，而不是“物”的研究。第二，他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官。這是因為儒家經(jīng)典中有兩個重點，一個是教人怎么去做“人”，而另一個是政治思想的闡述（教人怎樣去做官）。是以，中國士人之有上述兩個特質(zhì)自是意料中事了。

在傳統(tǒng)社會里，鼓勵年輕人讀書都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之類的話，暗示的就是好好讀書可以去做官，而做官之后“顏如玉”、“黃金屋”自然就會來了。到最后，一個士人能不能做官反而成了他是否受人敬重的主要原因。在《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的故事就很鮮明地描繪出這種心態(tài)。

李斯曾說：“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李斯的話十分正確，隱士并非否定做官的價值，只是自知不適宜官場而自動退出。中國士人傳統(tǒng)上的出人頭地方法就是去做官，只有做官，他才會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社會上一般人的觀念亦把士人捧得很高。相對的，其他的農(nóng)、工、商及軍人的社會地位就不是很高，這是一元化社會的特性。中國以前的聰明才智優(yōu)異之士只有投身政治才能有高社會地位，也就是說，他們只有做官才能得到“黃金屋”及“顏如玉”。無怪乎“學而優(yōu)則仕”成為古代士人的座右銘。

士人政治力量的形成

雖然表面上看來士人并沒有組織，可是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力都十分的大。從漢武帝任命公孫弘當宰相以后，士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就已逐漸穩(wěn)固及強大。其后二千年來除了戰(zhàn)亂時期外，政府的重要官職幾乎都是由士人所占據(jù)的，其原因不外下列三種：

第一，士人的數(shù)量增多。自文翁在蜀郡開設學校后，西漢不但中央有官學，地方亦普設學校，郡國曰學，縣曰校，鄉(xiāng)曰癢，聚（村）曰序。此外，私人授徒之風亦盛，弟子千余人者甚多，自東漢以后，學校頗發(fā)達，至唐宋又有書院，都是培養(yǎng)士人之所，所以士人數(shù)量大增，自然形成政治上一股強大的力量。舉例而言，像東漢時的太學生參加清議，宋代太學生攻擊權(quán)臣，都顯示出士人對政治的影響力。

第二，士族在社會上建立了勢力。中國人自古重視家族、宗族，所以宗族的力量很大。在東漢以前，士人似乎還沒有和宗族結(jié)合在一起。試看漢高祖劉邦起事時，其跟隨的功臣宿將，除了蕭何以外，都只是單身之士，背后并無宗族的力量。到了東漢光武帝起事時，他的功臣不再只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家族在跟隨光武帝。其實，漢光帝武劉秀所率領的武裝力量便是一個大宗族集團，劉秀的功臣主要分子是士人，而這些士人的后面差不多都附隨著整個宗族，他們不再是單身的士，如耿純、寇恂、王丹、馮勤等都是舉宗附從。其實，王莽末年，天下大亂，士人領導宗族自保之例極為普遍，自此以后，士人成為宗族的領袖，這個宗族便是士族。士族既然在光武帝建立政權(quán)時立了大功，所以東漢之世，士族在政府中勢力龐大，世代任官，由政治地位建立了社會地位，因社會地位更鞏固了政治地位。這種士族政治至魏晉南北朝時到達高峰，由于當時拔擢人才的方法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此制度運作下，所有政府中的重要高位及官職都被士族所把持。

隋唐以后，君主雖有意抑制士族，然而，由于士族力量已根基穩(wěn)固，到最后君主不得不與其妥協(xié)，只要士族不結(jié)黨對抗皇權(quán)，君主便不會為難士族，甚而，君主還利用士族來鞏固自己的政權(quán)。

由上所述，可知從東漢以后，士人和宗族結(jié)合，使從政的士人不再是孤單的一人，他會設法提拔同族的士人，于是士人與士人間不但關系密切，而且背后有一個集團力量，其勢力自然很大。

第三，科舉制度助長了士人的勢力。從隋唐開始，科舉使士人有一個制度化的管道登上政治舞臺。隋唐以后，政府的高級官職幾乎全為科舉中人所占據(jù)，其原因是由科舉出身的士人來主持政務已成了君臣之間的共識，再加上同年或同門之間的互相提攜，更使得這種現(xiàn)象十分興盛。

由于上述三個原因，士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就逐漸強大且歷久不衰。他們掌握了二千多年中國政治的重要高位，也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