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提到的蘇武、張巡、文天祥是歷史上知名度較高的人物。其實，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為了守“道”而犧牲的人真是難以計數，他們堅定地守“道”是基于內在的責任感，盡了責任，便死而無憾。下面再舉一則春秋時代史官為了盡責任而不怕犧牲的史實。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齊國大臣崔杼弒齊莊公的事：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古代史官是典型的知識分子，齊國史官的不畏死亡，正表現了傳統知識分子強烈的責任感。

傳統知識分子重責任而輕利益及肯守“道”而犧牲的觀念，實在具有濃厚的宗教家精神，所以，每當國家、民族或社會遭遇到危機的時候，總有許多知識分子挺身而出，表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也展露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道德擔當。憑著這股綿延不絕的道德勇氣和擔當，傳統知識分子為中華民族創造了光輝偉大的人格。

勇于肩負責任卻不能保證一定成功，這是顯而易見的事。盡責任是傳統知識分子內在的自我要求，但是知識分子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是居于相當少數的地位，事業的成敗卻受到外在環境眾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外在環境的種種因素并不是知識分子所能控制或改變的，所以，知識分子縱有為責任而犧牲之心，卻不一定能得到成功的結果。傳統知識分子犧牲了生命而事業仍然失敗的事例比比皆是，文天祥、史可法便是最突出的例子。說到傳統知識分子為責任而犧牲的精神，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傳統知識分子把責任和事業劃分得很清楚，責任是自己內心的性情，外界力量是不易干涉到的，事業是外在的現象，受到各種外界力量的影響，責任是人格的，事業是功利的，兩者可以相關，但卻并非必然相關。中國人常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獲”，這和傳統知識分子“盡其在我”而不論成敗是同樣的態度。

第二、傳統知識分子多數不是宿命論者，但他們往往相信“命”，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就是盡了自己的責任便夠了，成不成功就看天命了。“命”不是一個人所能控制的，承認人世間有“無可奈何”的事，會使一個人在努力奮斗而終遭失敗之后，不致產生哀怨、憤恨、暴戾，而會心平氣和、心安理得。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忠臣烈士在奮斗失敗以后，不屈而死，他們臨死并不哀怨，因為他們既已盡了自己的責任，仍然不能成功，只好承認這個失敗的結局是“命”、是“無可奈何”的事，在無可奈何之下，唯一可以奈何的事便是死，以死明志，這實在是在不得已中唯一可走的路。文天祥被囚土室，寫正氣歌，其中有兩句話：“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這是一個守“道”不屈而事業失敗者認“命”的心聲，千萬不可以“矯情”視之。《宋史?文天祥傳》記載：“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文天祥所說“吾事畢矣”，是表示自己用唯一可奈何之事——死來對歷史負責。如果我們以死是逃避、懦弱的行為來責難殉節之士，那實在是對勇者最大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