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歷史的鏡子》；作者 王壽南；新華出版社

中國古代政治的理想層面和實際層面有距離，不能合而為一，還有一個原因：中國人太喜歡標榜理想，卻常常忽略了達到理想的手段和方法。我們常批評西方人“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可是中國古人卻常犯“只問目的，忽略手段”的毛病。中國古人很有說大道理的本領，卻很少告訴人怎么樣去做才能實現這些大道理，這種只喜歡講理想、講目的，卻忽略了達到理想和目的的手段與方法，使得理想只成為高高在上的榮譽標志。當然常談理想也未嘗不可以激勵人心，但是人們除了自己摸索以外，卻不知道該用什么方法才能達到理想。個人的摸索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要摸索出一條路來，那就像發明家研究一項新發明一樣的困難，尤其在人文社會里，個人的摸索未必就會正確。例如王莽的改革是以《周禮》作典范的，《周禮》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圖，王莽是照著這個理想去做的，可是王莽失敗了，主要原因便是政治方法和手段的錯誤。王莽仰著脖子看高掛著的理想，腳下卻高一腳低一腳地亂走，最后一定踩空而摔了跤。王莽只顧到漂亮的高理想而忘記了該如何去修筑一條到理想的路，以至于弄到了一場大失敗。

再舉一個例子。中國人是喜歡月亮的，中國古人喜歡寫文章、寫詩來歌頌月亮，喜歡講嫦娥奔月的故事，但是卻不知道也極少人去研究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到月亮上去，于是月亮始終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地方。在政治上，我們講過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大同世界，然而大同世界只不過是個理想境界，對要想達到這個境界該用什么方法卻沒有答案。于是，大同世界便像古人對月亮一樣，只是一個歌頌、欣賞的對象，卻無法獲得。從秦漢以后，一般知識分子受儒家思想影響，多喜歡高唱“治國、平天下”，然而，如何才能國治、如何才能天下平，卻少有人去研究。《大學》里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只不過是個人修養的順序而已。在春秋時代的小國里，貴族的“家”和他的“國”常是合而為一的，國君的“家務”常就是“國務”，所以一個封建小國的國君因為地小人寡，也許還可以由身修、家齊而影響到國治。但是秦漢以后大一統的中國，地廣人眾，政治已經不限于君主的一個家族而漸漸成為一個復雜的技術，政府也成為一個復雜的組織，決不像封建小國的“世官制度”下的那么單純，于是一個身已修、家已齊的人是否真能夠治國、平天下，就大成為問題。一個身已修、家已齊的人要想治國、平天下，還得加上許多其他的條件，不過究竟要加上什么條件才能達到國治、天下平，幾乎沒有人提出過具體而有系統的答案。在《禮記?禮運篇》里所記的大同世界可以說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形態，然而如何才能達到這個民主政治形態的大同世界呢？中國古代的先賢先哲們也沒有提出答案。

其實，中國古代政治的形態——君主專制政體，其本身便是理想層面實現的障礙。在君主專制政體下，中國古代的君主是政治的主體，是政治的主權者，他掌握了政治上的實權，因此，政治的良莠與君主本身的作為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古代君主在主觀的世襲制度和客觀的生活環境雙重影響下，很難塑造出完美的人格，更難磨煉出超群的才能，大多數的君主只是沉迷在政治權力的享受中，很少具有崇高的理想。政治實際的主權者本身既然都沒有理想，當然不能使實際政治到達理想的境界，所以，實際層面不能和理想層面重合，君主專制政體便是一個基本的原因。

雖然，中國古代政治的理想層面和實際層面有距離，但是由于有一個理想層面高懸著，縱然理想層面不容易達到，無論如何，人們總還是以理想層面為目標，想法使實際政治盡量接近理想層面。理想層面就像海里的一個燈塔，政治實際層面就像海上的一條船，這條船由于本身的原因始終到不了燈塔，可是這條船卻經常以燈塔為目標來觀察本身的位置，不至于隨風漂流，迷失方向，所以理想層面對于實際層面便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為中國古代實際政治是君主專制的政治，很容易走上君主獨裁殘暴政治的路子，不過，由于有理想層面作為目標，君主和臣子們經常會觀察自己所立的實際層面離開理想層面有多遠，君主和臣子們都希望能使當時的實際政治更接近理想層面一點，于是，實際政治便不至于走上獨裁暴政的路子，有人說中國古代政治是開明君主專制，那便是由于有理想層面做目標的緣故。這從中國古代的“仁政”思想與“和平”思想中也能得到反映。

前面說過，“仁政”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理想，“仁政”的理論基礎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淵源極早，《尚書》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從此，“民惟邦本”一詞便啟發了民本思想，孟子更是提倡民本思想的大將，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成為民本思想的名言，民本思想的精義乃是“以人民為政治的主體”，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于是一切政治措施當然應該以人民利益為依歸，換句話說，就是要推行“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