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實際政治是君主專制，君主由于生活環境的關系，很容易成為昏庸之主，加上手握無限的權力，這個昏庸之主很容易變成只顧自己享受、不管人民死活的暴君。然而，每當君主有變為暴君的趨勢之時，朝廷的大臣由于受了“民本思想”的影響，總有人出來諍諫，甚至不惜拼死為民請命，使中國古代的政治不至于掉到黑暗的深淵里去。

中國自秦漢以來便是亞洲的大國強國，四周的鄰國則是小國弱國，這樣的國家很容易走上軍國主義的路子，內部武裝，對外侵略。然而，中國古代政治的理想層面中有一個和平精神，所以，中國古人不大頌揚武力。古代詩人很多，但絕少頌揚戰爭的作品，有人也以詩來描寫戰爭，但都是寫戰場上的慘象，流露出對戰爭的痛恨。一個君主當他得勝歸來，也許會受到臣子們的贊美，但那只是一種討好與諂媚，后人對前代君主戰爭的褒貶才是真正的評價。我們發現君主內政的修明常得到后人的歌頌，而對外戰爭的勝利卻很少受到后人的歌頌，這和西方人經常歌頌凱旋回來的戰士完全不同。中國自戰國時代以來，民族意識不斷地擴大，“諸夏”的范圍本來很小，只限于黃河下游一帶，其后不斷擴大，擴大到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長城以北，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在戰國以后是注重文化而不注重血統的，許多非漢族血統的人只要接受中國文化，中國便承認他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例如漢武帝時代，漢朝和匈奴是敵對的，然而漢武帝臨死托孤的輔政大臣之一的金日磾便是接受漢化的匈奴王子，漢人不但沒有歧視他，連漢武帝也不懷疑他有二心，主要是當時漢朝君臣都不重視血統，而認為文化才是民族的分界，金日磾血統雖屬匈奴，文化則為漢族，因此漢人把他看成是同族。唐代安史之亂，安祿山雖是胡人，但唐政府并沒有因此而歧視和懷疑胡人，仍然重用非漢族的將領，如平定安史之亂的主將李光弼便是契丹人，其他立功的將領非漢族者尚多，不過，這些為唐室效忠的將領多漢化已深，雖然血統是胡人，就文化來說則是漢人，所以唐政府也就很放心地任用他們了。唐代宰相共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為外族者三十二人，幾乎占十分之一之多，不過這三十二位血統為外族的宰相在文化上早已漢化，所以唐朝君臣都沒有把他們視為外族了。唐陳黯說：“華夷者，辨在心。”心即是文化，這正是中國人對民族的看法，凡外族已接受中國文化者，即視同中國人，不再追究他的血統。

由民族觀念可以看出中國人是具有崇高的和平理想的，這個理想層面經常影響到實際層面。中國人在實際政治上所稱贊的“盛世”并不以軍功為標準，而是以內政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為標準。漢武帝伐匈奴，通西域，武功鼎盛，但中國古人卻很少贊揚漢武帝的武功，反而經常稱贊西漢的文景之治，因為漢文帝、景帝時是一個和平時代，這和理想層面比較接近。

中國古代政治雖有兩個層面，不過這兩個層面是一靜一動的。理想的層面是不動的，那是高懸在上的固定標準；而實際層面則是可動的，因此它和理想層面的距離便有時接近，有時又遠離。當實際層面和理想層面愈接近時，這時候的政治情況愈好；反之，當實際層面和理想層面距離愈遠，這時候的政治情況便愈壞。

談中國歷史或者中國古代政治的學者，有的把中國古代政治看成是一個極好極美的政治，認為中國人早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有民本仁政的思想，有和平自由的精神，這些都是極為高尚完美的；可是另外有的人卻把中國古代政治看成是一個極壞極丑的政治，他們舉出許多暴君昏君的所作所為來證明中國古代政治的壞和丑。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有偏差的。把中國古代政治看成極美極好，是只注意到中國古代政治的理想層面；把中國古代政治看成極壞極丑，是只注意到中國古代政治的實際層面的最低峰，也就是和理想層面距離最遠的實際層面。其實，中國古代政治是有理想和實際兩個層面，要了解中國古代政治的真面貌不能只顧到理想層面，也不能只顧到實際層面。只顧到理想層面，那種觀察就像看一張畫像，經過畫家的修飾，把缺點都盡可能掩飾去，表現出來是一幅完美的畫，但這幅畫和真實的實物未必完全相同；只顧到實際層面，那種觀察就像看到一個早上剛起床尚未梳洗還是蓬頭垢面的女子一樣，以這時的印象對這個女子作評價也同樣是不正確的。我們應該把理想層面和現實層面兼而顧及，才能看出中國古代政治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