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亭，蹲在繁華的人民東路。裡面，我，兩鬢如霜，戴一幅近視眼鏡，坐在一把破辦公椅上。街道上人來人往，車來車往。偶爾，有人來買書，買報，買飲料。讀書熱時代，我寫過一首詩，詩題就叫《報刊亭》。我記得其中有這樣的句子：街頭一朵奇葩，綻放書香/買書刊的青年，像金蜂飛來/尋花，採蜜……當年，二十多歲的我，在報刊亭外買雜志﹔而今，五十多歲的我，坐在報刊亭賣書報了。

正是秋風送爽的日子。

那天，我給一位中年男子推介雜志。中年男子眼光一閃，說，你身上好重的文人氣息。我望著他微笑，說，算你有點眼力。這可不是老鼠掛秤鉤，自稱自。我年輕時就愛好寫作，偶有豆腐塊見諸報刊﹔內退后上網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在報刊發了不少小說詩歌散文，幾次獲人民網征文獎﹔養成三分文人氣息，完全有可能。腹有詩書氣自華嘛。那中年男子見我肯定了他，一高興，又補了一句，你還有領導氣質。我不做聲了，小小副處級，不足掛齒。

我這個副處級，是一家企業的紀委書記。企業改制后，內退。從“官員”到百姓，周圍的人由熱而冷，使我心裡充塞著失落﹔沒有了工作，不僅收入銳減，而且閑得無聊。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找一份工作。我對網友說，工作著是幸福的。然而，剛畢業的大學生找工作都難，我這半百老者，怎能找到工作？去石門一家職業技術學校應聘語文老師，沒有教師資格証，失敗。去常德少年孔子學校試講，普通話不過關，失敗。2011年夏，兒子在常德打工，我和老婆一商量，離開三室二廳的家，從石門縣城來到常德租房住下，找工作。找了個把月，看到有報刊亭轉讓，便盤下來。

重新工作，早上6點多“上班”，晚上11點“下班”，心中的空，立即被填滿了。而且，坐在報刊亭，有無數美女去來，有很多時間看書，看報，養眼養心，不亦樂乎。遺憾的是，零零碎碎賣東西，人聲、車聲干擾，沒辦法寫作。

老婆進貨，做飯之余，來報刊亭幫忙，這是我吃飯，上廁所的時間。那天，風好冷。報刊亭前人們去去來來，就是沒人買點什麼。老婆閑不住，對我說，如果能在常德賣房子，我這輩子，就沒白跟著你了。老婆額際的一縷白發，被風吹起，快飄到我臉上了﹔兩眼望著街的遠方，充滿向往。我沒有做聲。對於富人來說，這個夢想的確卑微。但，我不知報刊亭一年能有多少收入，能不能和我一起，承受老婆的夢之重。

老婆去步行街、火車站，對別家的報刊亭進行了考察。增加了烤熱狗、煮玉米項目。她在為她的夢想努力著。

在報刊亭“工作”半年多，我又想起了文學。文學創收不可能。我在《陽光》發過一篇小說，七千字，二百元﹔在《北京文學》發過一首詩，四十五元。那點稿費，不如一天賣幾支熱狗。可是，文學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與有錢無錢無關。我老婆是個俗人，為了得到她的支持，我隻好說俗話，說寫的文章發表了，有稿費，可以補貼生活開支。老婆果然中計，對我在報刊亭裡走“邪門歪道”，不反對了。網友說，你能在那樣喧嘩的環境中寫出東東，我才真佩服你。我開始訓練鬧中取靜，寫詩。一句，二句。斷斷續續，便湊成了一首。於是我在綠風詩刊論壇參賽，喜的是，幾個月下來，連中三獎，還有一篇被《綠風》刊載。我把寬帶牽進了報刊亭，根據寫詩的經驗，又試著上網寫散文和小說。

有一天，生意清淡，我正看小說。忽然有一個黑色大蓋帽伸進窗口，對我說，把電源插頭拔下來。我不知什麼原因，稀裡糊涂地把插頭拔下。呵呵，插頭被拖動了，隨之，置於亭邊的烤熱狗機連同在烤的熱狗，被幾個大蓋帽抬上了車。我這時才明白，他們是城管。我溫文爾雅地看著他們，問，你們抬走了，我憑什麼去取呢？一個城管一邊開單子，一邊說，喏，就憑這個。

下午，老婆取烤熱狗機回來，我高興地迎上去。老婆臉一垮，說，罰了一百。今天一天白做了。下次有城管來，你可不能讓他們搬走。蠢，還幫助他們拔插頭，不曉得搬進來。你不拔插頭，他們能搬得動？我說，老婆說的是啊，我真蠢。不拔插頭，搬烤熱狗機進報刊亭裡多好。我連勸帶哄，老婆才息怒。

這以后，我看見城管就發慌。偏偏那段時間城管來得多。他們大聲喝斥，說這裡沒有擺好，那裡佔道了。有一天還沒收了晴雨傘，說晴天不能打傘。我說太陽照進來，我會熱死，打傘遮遮太陽怎麼不行。城管說，影響了市容。也許他們說的都對，可是那態度，令我不爽。我當領導時，處分貪污受賄的人，都講尊重人權呢。我心底升起一個強烈願望，這個社會，應該讓弱勢群體有尊嚴的活著！

2013年的初夏，湖南日報社終於拖走舊報刊亭。新報刊亭像個帥哥，養眼。沒想到，省裡的經理來報刊檢查，他對我大聲斥責著，說這裡應當如何那裡應當如何。我裝在腦殼同裡的想法，忽然冒了出來。我平靜地說，經理，富人和窮人，當官的和老百姓，都是平等的。你有什麼要求盡管說，不要這樣喝斥別人。經理朝我看了看，忽然露出了笑容，放低了聲音。在那一刻，我心底涌動一股暖意：讓弱勢群體有尊嚴地活著，不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隻要弱勢群體個人去爭取，有人幫著弱勢群體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