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3月7日發表了題為《改革：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中國“兩會”歷來備受關注，本月兩會似乎格外引人注目。這不僅因為揭曉中國新一屆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名單，還在於在近年經濟持續減速和社會對改革的高漲需求面前，人們更期待中國政府制定出促進和確保未來新一輪增長的政策。

　　2010年后，經濟增速下滑讓中國政府處境更加復雜。沒有人確切知道減速狀況會持續多久，而對經濟能否重回2009年之前的“體面”的增長速度，政府顯然也把握不足，以至於近年增長目標都下調至了7.5%以下。多數經濟學家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途也開始表現出悲觀情緒。一個有著30年超高速增長輝煌記錄的經濟體是否真的迎來低速增長時代？目前回答肯定者居多，很多經濟學家常常把日本被作為一個鮮明的參照。

　　在經歷之前20多年超高速增長后，日本經濟增長率在1973年出現了陡降，不僅從9%跌到了4%，而且隨后40年內，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都沒有超過3%。今天中國是否正在重演日本當年的一幕？不管是否認真對待，多數經濟學家表現得依然很悲觀。

　　在悲觀的逐項理由當中，多數討論其實並不具備很強的說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經濟出現“跳水”時已算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其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估計已經超過了美國的60%。即使是東亞四小龍，在各自進入適度增長階段時，他們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估計也已接近了美國的一半。把今天人均GDP隻有美國20%（同樣是按照購買力估計）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相提並論，並不符合經濟學的“收斂論”。也就是說，這樣的判斷大大低估中國經濟追趕前沿國家的潛力。

　　即便如此，多數經濟學家依然懷疑中國是否還能繼續發揮其過去的優勢，以實現快速追趕。他們認為不管目前增長模式不可持續，還是20年前體制改革創造的制度紅利釋放殆盡也好，當下“糟糕的模式”或“糟糕的體制”將把中國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 筆者認為“糟糕的體制”不見得應成為另一個悲觀理由。動輒拿體制說事或把所有問題歸因於體制，這是一種典型的本土思維范式。即使不否認中國的經濟體制演變得多麼“糟糕”，但一個支撐經濟高速增長30年的體制會比當年的日本和四小龍的體制更糟糕？經濟學家應該不能回答這個，尤其是當我們對對方的體制一知半解、缺乏與他國體制切身感受時，對體制優劣的大膽評判不過感情用事而已。

　　基於對制度和比較制度學的研究文獻正確看法（盡管常常被經濟學家忘記），一個體制的形成與結構總不能脫離當時經濟發展水平或階段。今天中國經濟，在經濟體制上是由計劃經濟經市場化改革演變而來，其成功之處在於實現30年的高速增長﹔正因為如此，該體制在過去30年的發展階段上必有其獨到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某些優點可以一成不變。增長和發展會導致既有體制某些方面不能再適應新的增長階段，不再能提供經濟增長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成為增長的桎梏。

　　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重要的。

　　從經濟發展的世界經驗來看，改變體制的某些方面以適應已經變化的發展階段的改革，成功例子並不多。撇開大多數經濟轉型國家的失敗教訓不談，那些在經濟發展中沒有能夠在新階段上維持增長動力的國家，大多數也是因為體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為數不多的高增長經濟體中，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夠成功邁入發達經濟的行列，重要之處也應歸因於他們體制的可改革性。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有沒有一個可改革的體制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