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長征鍛煉了人民軍隊，長征磨練了人民軍隊，長征成就了人民軍隊，長征開啟了人民軍隊發展的新起點。”人民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我軍的優良傳統和獨特優勢。長征中，紅軍用鮮血和生命捍衛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執行黨的決定，有力保証了長征朝著正確方向前進，最終取得偉大勝利。今天走好新的長征路，必須緊緊扭住政治建軍不放鬆，更加嚴格地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鍛造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

始終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最高要求。長征中，黨中央千方百計尋求突圍，先后多次調整落腳點，幾番陷入險境危局，廣大紅軍將士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面前，自覺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融入軍魂，矢志不渝聽黨話、跟黨走。

能否嚴守紀律、聽黨指揮，嚴峻的考驗莫過於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公然向黨爭權。對此，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會議嚴明黨的紀律，批評張國燾的錯誤行為。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強調，“必須在第一、四方面軍中更進一步地加強黨的絕對領導”。俄界會議作出《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其“漠視黨的一切紀律”的嚴重錯誤，“號召紅四方面軍中的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作堅決的斗爭”。張國燾另立“中央”后，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進一步重申黨的紀律，責令其立即撤銷另立的“中央”。廣大紅軍將士堅決服從黨中央決定，堅決抵制張國燾的錯誤言行，使其政治野心和分裂活動以失敗告終。

1938年，毛澤東在總結這段歷史時深刻指出：“鑒於張國燾嚴重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這就為我軍規定了必須遵循的最高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也成為我黨我軍在以后實踐中恪守不變的根本原則。

正是由於嚴守黨指揮槍的鐵紀，紅軍才能沖破重兵圍堵、克服重重困難、戰勝種種危機，創造史無前例的人間奇跡。習主席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贏得勝利的根本保証。走好新的長征路，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最高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維護和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權威，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確保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做到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始終把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決策指示，作為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集中體現。長征中，廣大紅軍將士無條件服從組織決定，竭盡全力完成黨交給的命令和任務，英勇奮戰，敢於犧牲，以實際行動展示了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堅守。

1934年秋，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前，中共中央決定項英、瞿秋白、陳毅、何叔衡、賀昌、陳潭秋、毛澤覃等一批同志繼續留在蘇區堅持斗爭。從當時情況看，跟隨紅軍主力轉移雖然困難重重，但留下來處境更為險惡。但這些同志毅然服從中央決定，繼續在蘇區與敵人作頑強斗爭，多數英勇就義。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紅軍血戰湘江，擔任后衛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和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死死頂住尾追的敵人，掩護主力過江，結果被敵人阻隔在湘江以東，大部壯烈犧牲，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聽從命令、嚴守紀律的壯歌。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遵守群眾紀律是紅軍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生動寫照。1934年10月，紅軍總政治部在《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確指出，“堅決的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對於不能教育的破壞紀律的壞分子，應給以處罰，甚至在群眾中公審槍決”。1935年5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突出強調“嚴格的政治紀律，絕對不準對少數民族群眾有任何的騷擾”。紅軍在長征中秋毫無犯、執紀如山，以自己的模范行動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和支持。

正是由於把貫徹執行黨的決策指示作為鐵紀嚴規，紅軍才能壓倒一切敵人、征服一切困難，實現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習主席指出，和平時期檢驗軍隊是否堅持黨的領導，主要是看貫徹執行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是否堅決有力、嚴肅認真。走好新的長征路，必須把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決策指示作為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集中體現，無論黨交給多麼艱巨的任務，都要聞令而動、雷厲風行，不講困難、不講條件，確保政令軍令暢通，確保黨的指示要求一貫到底。

始終把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作為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重要內容。長征中，紅軍將士以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要，以黨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為重，以鐵的紀律規矩維護團結統一，使全黨全軍凝鑄成為眾志成城、堅如磐石的戰斗集體。

各路紅軍一度處於獨立作戰和發展的狀態，但都講規矩、守紀律，在爭取革命勝利這個總棋盤下團結協作。1934年7月，遵照黨中央、中革軍委決定，紅七軍團北上抗日，紅六軍團進行西征，有力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隨后，紅二十五軍由鄂豫皖轉戰到陝南，從戰略上策應了其他各路紅軍的行動﹔進而又西進甘肅，牽制敵軍，迎接黨中央和紅一、紅四方面軍。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北后，與紅十五軍團一起，鞏固和擴大陝甘寧根據地，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到來。在主力紅軍長征期間，陝甘紅軍、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都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為長征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對違背團結統一的錯誤言行，堅持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挺在前面，開展嚴肅有力斗爭。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聲東擊西、機動靈活，打了不少勝仗。有人卻埋怨部隊盡走“弓背路”，對中央的正確指揮提出質疑。1935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理召開擴大會議，對這一錯誤進行了嚴肅批評，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右路軍中有人提出是否進行攔截，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嚴肅指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表現出一名紅軍高級指揮員高度的紀律觀念和維護團結統一的堅定立場。

正是由於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才保証黨和紅軍成為牢不可破的整體，使革命擁有團結奮斗的強大力量。習主席指出，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越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走好新的長征路，必須進一步嚴格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確保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始終保持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不斷夯實推進強國強軍偉業的牢固基礎。

始終把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作為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重要途徑。長征中，黨內政治生活逐步實現正常化嚴格化，加強了對黨和紅軍的紀律約束，有力保証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成為紅軍奪取最后勝利的關鍵因素。

在紅軍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和長征初期，受“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影響，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受到嚴重破壞，正確意見被壓制，錯誤路線得以推行，致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為挽救瀕臨絕境的黨和紅軍，毛澤東、周恩來等依靠黨的組織程序，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思想交鋒。長征初期，毛澤東多次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向中央“三人團”提出正確看法，即使自己的意見未被採納仍服從組織決議。1934年12月通道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長征開始以來第一次在中央有了發言權，也是他的意見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數同志的贊同。后來經過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逐漸改變了黨內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局面，使中央紅軍及時轉變戰略方向，脫離了險境。

特別是遵義會議的召開，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強調“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此后，新的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民主集中制的實行，每次重大戰略方針的調整，都是以會議的形式通過集體討論決定，從而有效維護了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嚴肅性，保証了決策的科學性。

正是依靠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錘煉了紅軍將士嚴守紀律規矩的政治品質，才使黨和紅軍不斷戰勝錯誤、走出困境，最終奪取勝利。習主席指出，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解決黨內存在問題的重要途徑。走好新的長征路，必須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進一步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同一切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現象作斗爭，不斷淨化政治生態，全面加強軍隊黨的建設，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提供堅強的思想和組織保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