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等諸多典籍中都出現過。它的意思是說，過去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失敗的教訓可以汲取，這種做法就像人們平時照鏡子一樣。《舊唐書·魏徵傳》載“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是這種意思的另一種表達，其實質就是指古為今用、以史為鑒。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有向歷史尋求借鑒的意識。《詩經·大雅·蕩》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召誥》中詳細記載了周人的這種借鑒意識：“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監”是“鑒”的假借字，《說文》謂“監”為“臨下也”，字形像一個人瞪著眼向下看，與“鑒”字同為以水為鏡以“照形”的意思。后來孔子也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先秦時期有專門記事的“史”，其職能之一就是以資借鑒，《禮記·曲禮》曰“史載筆”，《王制》曰“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這種以往事為借鑒的做法，在后來“通古今之變”的《史記》中體現得更為充分。

　　上下五千年，歷史上沒有兩件完全相同的事情。那么，我們通曉“古事”，何以能夠知今？或者說，我們所觀察和記錄的歷史，何以能夠用為借鑒？

　　《史記·周本紀》載，周武王伐紂取得成功后，“自夜不寐”，周公就問他為什么，他說：“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結合《尚書·周書》相關內容，武王的意思是說，夏朝曾有天命，百姓也擁護，但到了桀的時候，“惟不敬厥德”，天命轉給了殷商；商湯獲得天命之后，至王位傳至殷紂時，也因不敬“德”，天命又丟失了；現在天的大命轉到了周人手里，那么周人該怎么做，才不重蹈夏殷的覆轍呢？這里，周武王通過比較夏殷的歷史，看到了天命對象的可變性，也看到了天命的不變性及其“惟德是輔”的特征。這種異中見同、變中有常的比較，顯然是周人對“古事”的一種借鑒。

　　通過以上實例，我們發現“古事”之所以能用以為鑒，首先是因為人類在各種歷史活動中的確存在著許多共性。諸如衣食住行、婚姻、宗教、戰爭與和平等，借鑒者如果對這些“古事”進行特定層次的截取與對比，自然可以得出能夠參考的經驗或教訓。其次，“古事”能為借鑒，總是基于“今”的需要而產生。王充在《論衡》中說：“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現實中“今”的這種需要，經常包含事物發展的多種可能性，而與之相似的“古事”又往往是其中一種可能性的實現，是一種相對確定的已發生的事實。“古”與“今”兩相比較，很容易作出規避或采納。

　　既然歷史能夠借鑒，那么我們通過“古事”可以借鑒到什么呢？答案似乎多種多樣，但就其大要而言，除了“明得失”與“知興替”之外，最重要的莫過于對是非、善惡等方面的借鑒。《易·大畜》載“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穎達疏曰：“多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己德，故云‘以畜其德’也。”據《國語·楚語》，申叔時在答傅太子時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善惡、是非是價值判斷，屬于道德理性；得失、興替往往與真假判斷相連，屬于歷史理性。人們具有了這兩方面的相關認識，就會對歷史作出相對正確的判斷，并以實際行動服務于當下或未來。

　　當然，歷史之為用也具有有限性，濫用或歪曲歷史方面的教訓是深刻的。防止對歷史的濫用和利用，最重要的是要對歷史采取求真務實的態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這樣一件史事：齊國大臣崔杼殺了齊國的國君。為了阻止大史將此事記載下來，他殘忍地連續殺害了兩位秉筆直書的大史。但面對血腥殺戮，“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這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求真精神。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推崇求真，并非要恢復“不多不少”式的客觀歷史，而是要“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是要“茍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盡可能地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以追求歷史之真理。

　　（作者系中國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