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7月22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指出，要“確保黨中央確定的改革方向不偏離、黨中央明確的改革任務不落空，使改革精準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講話再次表明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面對當前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應通過不折不扣地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改革的決定，找到解決問題的治本之策。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未來幾年面臨的最為緊迫的任務，是改革首先應當精準對接的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應當圍繞實現全面小康的難點、重點和體制性障礙，通過深化改革釋放發展潛力，加快形成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

精準對接農村小康所需，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制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在農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加快中西部農村發展，主要應從加快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三個方面入手。這三個方面的關鍵，則在于打破城鄉市場之間的政策壁壘，通過“人、地、資”聯動，吸引城市資本下鄉，實現城鄉生產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目前城市的各類生產要素已經商品化，包括土地、房產、技術、資本、勞動力，都可以自由地進入市場交換，而農村的土地、房產等尚不能自由進入市場，在財產權益上城鄉居民處于不平等狀態。通過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允許農戶對土地的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受益權抵押、擔保、轉讓，就能撬動銀行貸款和社會投資進入農村，從而大大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將農村土地的所有權與用益物權分離，使之與市場經濟相融合，并不損害土地公有制性質，而是找到了土地公有制新的實現方式。這個改革思路與國有企業改革是一致的。由于我們賦予國有企業對其所占有的國有資產以法人財產權，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從而實現了全民所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效融合。

我國農村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生產要素的市場化而農村生產要素的非市場化，形成城鄉市場之間生產要素單向流動，農村的資金、土地、勞動力源源不斷流向城市，而城市的資本、技術和高素質勞動力極少流入農村。在城鄉資本市場之間形成一個堰塞湖，城市資本嚴重過剩，農村資本極度短缺。打開這個堰塞湖，必將產生一個瀑布效應。在“十三五”時期，如能以農村不動產的用益物權為質押，吸引20萬億元銀行貸款和社會投資進入農村，農業和農村面貌必將大大改變，農村小康就有了可靠保證。

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農村改革的部署，提高農業供給效率，改變城鄉發展脫節的狀況，應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今年《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全面實行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政策”，為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精神做出了具體部署。要把發展特色小鎮和縣城作為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堅持總體規劃、產城融合、服務完善、美麗宜居。做好這件事，能夠釋放巨大需求潛力，對穩增長發揮重要作用；能夠幫助4億農民工與其留守農村的家屬實現全家團圓夢；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民變成一個真正體面的職業；將把農村變得比城市更美麗、宜居，為農村實現小康提供強大動力。

精準對接公共產品供給短板，形成能吸引社會資金投入的新體制

目前我國從生產資料到個人消費資料的產能已處于全面過剩狀態，但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包括環境、交通、市政、社保、醫療、教育、信息、文化等，遠遠滿足不了廣大居民的需要，農村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更落后于城市。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在于長期以來主要靠政府投資，政府財力有限，導致以公共產品供給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

擴大公共產品供給，必須推行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方式即PPP模式，通過賦予建設項目一定的政策，使投資公共產品能得到合理回報，從而調動企業投資的積極性。推廣PPP模式，關鍵在于政府要積極做事、敢于負責，對民營企業要有誠意。實踐證明，許多現在看來老大難的問題，諸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停車難、進養老院難、入托兒所難、看病難，等等，只要從PPP模式上想辦法，就會變得容易了。治理霧霾好像很難，但只要根據三中全會提出的實行“誰污染、誰付費，推行第三方治理”的新制度，用政府收取的污染物排放費，通過招標選擇有資質、信譽好的企業來治理，保證把最好的治理設備安裝起來并保證一天24小時運轉，顆粒物的排放即能降低95%以上。垃圾、污水如能全部處理，對環境的損害就能降到最低限度。用發展環保產業的辦法來治理污染，環境治理就能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

精準對接創新創業對人才、資金所需，建立有效的科技、教育體制

通過自主創新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帶動產業升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重要任務。但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實現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為以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宏觀政策上，應當把短期需求調控與中長期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把穩增長與調結構、轉方式結合起來。穩增長要以結構優化來實現，調結構不能以犧牲穩增長為代價。今年6月份民間投資增長速度和制造業投資增長速度均出現負增長，說明投資信心不足和缺乏增長后勁已成為突出問題，需要引起特別重視。6月份M2的增長速度比M1的增長速度低12.8個百分點，說明企業已陷入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失靈。原因主要在于連續5年經濟下行和連續52個月PPI為負，造成嚴重的通貨緊縮，企業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從銀行拿到貸款后又以活期存款存入銀行。

要鼓勵企業從自主創新中找出路。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已形成一批創新型企業，出現了像深圳這樣的創新型城市。我國在國內申請的技術專利數量已連續三年居世界第一位，國際專利申請量同美國的差距正迅速縮小。像華為公司，去年技術研發投入達596億元，在通訊設備制造技術方面已走在世界最前沿。現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使深圳和華為創新的經驗和機制在全國各城市和企業推廣開，取得普遍性、全局性效應。特別是國有企業應通過深化改革，建立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發揮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干和帶動作用。要利用全球科技資源，吸引國外科技人才。華為公司在國外設立了20多個研發機構，不需要把國外創新人才請到國內來，就能實現擇天下英才而用之。凡是有條件的企業，都應學習這個經驗。

要進一步優化創業環境，實施鼓勵創業的各種政策，特別是鼓勵技術人員和大學畢業生帶著技術成果創業。對新辦企業實施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提高小微企業稅收起征點。對高新技術成果工程化、產業化示范項目，應給予貼息貸款和資本金補助。

大學應當成為科技創新的基地，應圍繞培養創新型、技能型人才，改革教育體制。要把對產業技術進步的影響度作為評價大學辦得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選拔具有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擔任大學老師。鼓勵各類天使基金、種子基金、風險投資、股權投資等進入大學校園，把老師、學生的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鼓勵老師、學生以自己的技術成果創辦企業，條件具備時到創業板上市。

允許地方進行改革試驗，調動地方改革積極性

我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自然條件差別大，應允許地方政府從本地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改革的部署。要允許地方政府根據中央精神，先改先試，大膽實踐，敢于創新。改革的歷史證明，好的改革舉措往往來自基層，來自群眾的創造，不是機關干部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對于一些實踐證明的成功改革，應及時總結推廣。判斷改革成功與否，主要應當看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發展，是否促進了人民增收，群眾是否擁護這項改革。人們對新的改革舉措會有不同意見，包括干部在內，會有這樣那樣的觀點，這是正常的。如果等到爭論明白、統一認識再改革，將會貽誤時機，影響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了的改革，應當毫不猶豫、全面準確貫徹落實。要用改革為發展創造新動能和良好環境，并以發展來檢驗改革。對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的改革，更應作為重點加快改革步伐。

應當看到，地方各級黨政領導和基層群眾改革的積極性很高，對改革的期望值很高，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只要從深化改革上開動腦筋、尋找辦法，看似很難解決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為，與改革歷史上曾經遇到過的問題相比，目前的問題解決難度要小，而解決的條件比過去要好。關鍵是要正視問題，精準對接問題。

如何增強民間投資積極性，首先應允許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針對影響民間投資的癥結所在，改革投資體制。要引導企業善于發現產業結構中的短板，從中篩選投資回報率高的項目；協助企業尋找相應的技術或技術合作方；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難題。各地民營企業發展水平和階段不同，要因地施策。歸根到底是要通過擴大內需，為民間投資增長創造一個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

鼓勵企業增加制造業投資，需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引導。目前我國制造業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低水平制造業，而高水平制造業產能短缺。如何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成為增加制造業投資的重要途徑。而制造業技術從何處獲得又成了關鍵所在。經過30多年不斷引進技術，該買的差不多都買了，剩下的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出路就在自主創新，加大技術研發力度。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創新資源，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對行業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政府和行業協會要組織產業聯盟，實施協同攻關，研究成果共享。

針對貨幣政策功能下降問題，應多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通過財政貼息、資本金補助和減免稅費等方式，對銀行貸款實行窗口指導，把信貸資金引導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從而破解流動性陷阱難題。

（鄭新立，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