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則《東北高校畢業生：我為什么不愿留在東北工作》的報道隱藏在眾多新聞中，不那么引人注意，卻碰觸到了東北發展的一個老傷疤。

　　報道稱，記者查閱了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其中相關數據均顯示，東北三省高校畢業生呈現外流趨勢，并且近幾年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問及離開東北的理由，受訪畢業生的口中有對“更好的薪資”“更快速的成長”“更開放的城市”的向往，也有對“東北經濟不景氣”“前沿信息滯后”“文化環境多年未變”的失望。一言以蔽之，就是認為當地已無法滿足自身財富積累與精神成長上的雙重需求。

　　東北三省的人口外流已經不是新聞。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三省凈流出人口總和近200萬人，并且生育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種趨勢甚至開始引起相關國家部委的專門調研。當然，在一個高流動性的社會里，泛泛地看人口流動并不能直接得出一些警示性的結論。重要的是要看，是誰離開了東北，離開者是否呈現出顯著的階層和教育特征。

　　同樣是來自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對比信息可能更有針對性：2010年，作為人口流入地的浙江省，外來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比10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下降了6.1%，高中學歷和大專及以上學歷分別比“五普”時提高了3.3%和2.7%。而同樣這10年間，黑龍江凈流出人口增加了2.6倍，其中本科以上的高學歷人群是很活躍的群體。本次報道中三個省份2015年的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的數據，則從更細膩的角度勾勒出了高學歷人群流出的動態。

　　“青年+精英”人口的逃離，對任何地區、國家的傷害都是傷筋動骨的，等于減少甚至停止供給了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勞動力支持、智力支持和優質消費者。一般看來，這是東北經濟下行、產業結構單一、就業需求降低帶來的，但深層上講，讓知識群體外流的還是與經濟相關，但又相對獨立的社會文化環境與心理。

　　不論是這幾年媒體采訪所呈現的信息，還是身邊東北年輕人所傳遞的觀感，都指向了東北社會文化環境的一些癥結：一是人情關系過重，由此衍生出了一套潛規則體系；二是政府權威過大且未達成“服務型”的轉型。對于單個人而言，這種情況壓制了個體成長的空間和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對于社會而言，上述情況則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現代契約精神形成了沖突，和知識群體與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形成了違和。

　　在任何地方都一樣，單純的經濟提速或降速從沒有直接引發社會潮流的能力。相比起經濟指數的漲落，精英人群擇地發展的深層標準往往是如下幾個：這個地方是否有公平的競爭規則和多樣性的機會？其社會治理是否是高效且貼合人的權利訴求的？這些問題具有“元問題”意義，至于我們常常提到的留住人才的一些辦法，比如優厚待遇、家屬安置、教育醫療保障，不過是它們的細枝末節。

　　前兩年曾有一個討論火熱的話題：年輕人逃離“北上廣”。剝離感情色彩說，并不是年輕人在逃離“北上廣”，是“北上廣”因為淘汰人群而造成了一種擠出效應。相比起來，包括東北在內的欠發達地區所遭遇的主動“逃離”其實更應該引發深思，它與“北上廣”的擠出效應互相構成了一種文化鏡像，共同提醒社會治理者，應再三掂量上述那些“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