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可能100%杜絕冤案，而是在出現冤案之后有成熟救濟渠道。安徽高院登報道歉，為類似的冤案處理樹立了一個標桿：在公共輿論空間里，對錯案做公開賠禮道歉，是國家賠償制度的應有之義。

　　日前，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亳州晚報》上刊登公告，為“亳州興邦公司集資詐騙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并向他們賠禮道歉。據了解，法院以公開登報的形式向蒙冤者賠禮道歉在全國尚屬首例。

　　“興邦案”因為涉案人數眾多、涉案金額巨大而為世人矚目。經過多年努力，該案的定性從“集資詐騙”改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主犯吳尚澧從死刑被改判為十年有期徒刑，邱超等19人在被羈押數年之后，被做不起訴處理。此案在沒有出現所謂“亡者歸來”、“真兇落網”的離奇情節下，法院就能主動糾錯，體現了安徽高院、亳州中院的司法勇氣；破天荒地公開登報道歉，更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擔當。

　　盡管此舉可以算作首例，但法院向錯案當事人致歉并不是破例，而是蒙冤者應得的權利。法院錯判了案子，讓公民蒙受牢獄之災、名譽受到影響，為蒙冤公民挽回聲譽，這在普通人眼里是再平常不過的道理。但是，長期以來這卻是司法機關跨不過去的坎。

　　其實，“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的內容，早在1994年就寫進當時的《國家賠償法》中，但在司法實踐中，賠禮道歉的地位卻長期十分尷尬。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在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答復中明確：“賠禮道歉不宜作為決定書中的主文內容，但應在決定書的理由部分予以表述”，這使得賠禮道歉不能作為國家賠償方式之一，形成事實上的“只賠錢、不道歉”的局面。

　　2010年《國家賠償法》得到修訂，其中除明確了“精神損害賠償”之外，還明確：國家侵權行為“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但是，因為法律對于賠禮道歉的具體方式以及“影響的范圍”沒有具體規定，法院的道歉方式也千姿百態，比如，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河南趙作海案平反之后，法院采取了相關領導登門道歉的方式；有的則是打電話表示歉意。而更多的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在冤案平反之后，卻選擇了沉默，甚至“倒驢不倒架”、諱疾忌醫，寧可在法定的國家賠償之外，滿足當事人的其他訴求，也不愿意低個頭、認個錯。

　　這種現狀越發突顯了這次安徽高院主動登報向蒙冤者道歉的意義——就是要坦然向社會宣告“我們錯了，這19位公民是無辜的”。古人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現代法治也是如此：法治不可能100%杜絕冤案，而是在出現冤案之后有成熟救濟渠道。

　　一塊豆腐干大小的法院道歉公告，體現了政治文明、司法文明的進步，不避諱“出丑”，更珍視修復之前錯誤的司法判決對公民造成的傷害。

　　這次安徽高院首倡的登報道歉，為類似的冤案處理樹立了一個標桿：在公共輿論空間里，對錯案做公開賠禮道歉，不扭扭捏捏，是國家賠償制度的應有之義。法院平反冤案、公開認錯，不丟人；法院不這么做，才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