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的選舉是在新加坡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歷史階段情況下進行的，因而有著指標性的觀察意義，雖然大概還沒到所謂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嶺”階段。

　　2015年的新加坡，確實是大事連連。在經歷了3月時候建國之父李光耀去世和8月的建國50周年大慶后，8月25日新加坡總統應總理李顯龍的要求解散國會，正式確定今年9月1日進行選舉提名，9月11日為大選投票日。自2011年那次因為反對黨強勢崛起而因之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選后，新加坡再度舉行全國性選舉，依照新加坡所奉行的英國威斯特敏斯特政治體制，由所有適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國會議員，再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成內閣成為治理國家的執政黨。眾所周知，在過去五十多年來，新加坡唯一的執政黨就是李光耀所創立的人民行動黨，現任總理為李光耀63歲的長子李顯龍。

　　新加坡大選在形式上的一大特點是倏忽而來倏忽而去，雖然大體上每五年舉行一次，但并沒有固定選舉日期，而是在五年輪換之際由總理來隨機決定，伸縮程度可以以數月或一年來計算。一旦決定大選，各黨只有九天時間來進行提名和競選。用《經濟學人》的比喻，這就像只有一個回合的拳擊比賽，多年來都是一個身強力壯的大個子對陣并痛毆若干瘦弱的對手，人民行動黨的勝利每一次都是篤定的。

　　但是，這一次的選舉是在新加坡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歷史階段情況下進行的，因而有著指標性的觀察意義，雖然大概還沒到所謂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嶺”階段。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反對黨的力量日漸壯大，對執政黨的挑戰也越來越嚴重。另外，這也是新加坡第一次沒有建國總理李光耀的大選。

　　平心而論，李顯龍天資聰穎，從小又經歷了極好的教育和培訓，性格又遠較乃父寬容敦厚，能團結人，其實是個不可多得的優秀領導人。在他擔任總理的過去十年，新加坡繼續在繁榮富強道路上邁進，雖然遭遇國際金融危機，但增長率卻不俗，城市面貌也大有改觀，公民福利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但世易時移，新加坡也在經歷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勢變遷。其一是公民意識的崛起，新加坡人民越來越不喜歡執政黨這種當選后強勢的“父權”式做派，也不喜歡政府以各種理由來限制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其二，新加坡承平日久，年青一代沒有經歷過建國之初那些年的斗爭和打拼（李光耀稱之為“你死我活”的時期），把新加坡今日的成就在某種程度上視為理所當然，而對政府動輒念叨的“憂患意識”大不以為然，認為人民行動黨政府是在威嚇選民。

　　第三，新加坡社會如今面臨著一些新興發達國家通行的富貴病，如貧富差距加大，房價過高，外來移民壓力等等，這些問題在一段時間內幾乎無解。如李顯龍自己在群眾大會上所說的，就移民問題而言，如果新加坡對外籍勞工緊鎖大門，“我們的經濟會受損，公司將會缺乏人手，有些會倒閉”。但另一方面，如果引進太多外勞，“我們的社會將分崩離析，新加坡人會受到排擠，工作場所會顯得陌生，我們的身份認同感會減弱”。政府只好在兩個考慮之間走鋼絲，李顯龍所能做的，就是懇請人民理解，政府無論采取什么措施，都是為了新加坡和新加坡人著想的。當然，不認同這一政策的選民，對這種苦口婆心的說辭恐怕很不以為然。

　　當然，這一次選舉，人民行動黨還是能繼續保持其執政地位，這一是因為人民行動黨本身并無大錯，而反對黨的力量相對而言還比較弱小。但長遠來看，執政黨贏得的票數相對減少，而反對黨力量繼續增長，這將是個大趨勢。事實上，這在2011年大選時已經很明顯了。那一年，工人黨擊敗了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團隊，前所未有地拿下了一個集選區，一舉奪得國會六個席位，創造了歷史。在這一次選舉中，從反對黨推出的候選人來看，越來越多的新加坡精英如律師、工程師、經理和其他白領人士加入了反對黨，這在這個島國的選舉史上，確實有著指標性的意義。

　　□王江雨（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