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的執法者以及他們的上級領導也知道民眾有著“暴力執法欺壓民眾”的心理預期，因此才會出現基層的執法者面對弱勢的被執法者下跪時情急之下回跪的現象。

　　前兩天，邯鄲又曝出了警民對跪的新聞。為什么說“又”呢？因為近年來執法人員與被執法者對跪的事件已經發生數起，邯鄲交警的做法并不是什么創舉。早在2013年，武漢市江漢區的城管隊員與被執法的小販當街對跪，在當時已經掀起過不小的輿論關注。

　　執法者與被執法者當街對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很尷尬和令人詫異的一件事情。雖然被執法者下跪的心理不難理解，但如果與其他的現代法治國家相比，后者卻很難觀察到同樣的現象。無論中外，違法者對違法行為心存僥幸是人之常情，因此，在其他現代法治國家不難看到被執法者逃跑、暴力抗法、或者拒絕合作的種種現象，但下跪哀求的現象卻極為罕見。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現代法治國家，違法者很清楚觸犯相關法律法規的后果，在他們的經驗里面，總統交通違法也難逃處罰，遑論普通違法者。但在法制尚待完善的中國，許多民眾并不相信法律是一視同仁的，大多數民眾認為法律是死的，人情是活的，動之以情就有可能使執法者網開一面。特別是，身邊有太多鮮活的例子提供了直接和間接的經驗。

　　換言之，如果民眾對法律的“公正”缺乏敬畏，那么再嚴厲的法律也難免讓違法者心存僥幸，下跪不過是情非得已下的急智，換做其他的違法行徑，那么托關系說情幾乎是中國社會生存的必備常識。

　　相對地，執法者下跪反映的心理就更值得深思。無論是武漢的城管隊員，還是邯鄲的交警，面對被執法者下跪，以下跪相回，其動機均為試圖避免圍觀群眾的誤解，因而造成執法工作的被動。問題是，圍觀群眾為什么容易誤解執法者呢？當在街頭看到被執法的“民”跪在執法的“官”前，在不了解任何有效訊息的情況下，一個路人甲會做出怎樣的推斷呢？

　　我曾經在課堂上讓學生讀一句話后回答問題，“街頭的小販刺傷了城管”。只有這句話，不提供任何其他訊息。然后我會問學生，“小販為什么要刺傷城管？”“誰？小販還是城管更值得同情？”大多數學生的回答認為小販之所以刺傷城管是因為城管暴力執法在先，甚至相當比例的學生覺得小販更值得同情。我的課程內容是關于語言理解的主觀影響因素，但反映的社會心理卻值得思考。

　　正是因為圍觀群眾，以及大多數普通群眾在目睹被執法者跪在執法者前面時，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暴力執法、欺壓民眾的心理預期；而基層的執法者以及他們的上級領導也知道民眾有著這樣的心理預期，因此才會出現基層的執法者面對弱勢的被執法者下跪時情急之下回跪的現象。

　　見微知著，從小小的警民對跪事件應該使我們的社會管理部門有所警醒。如何落實“依法治國”就值得地方基層執法部門的深思。如何讓社會上絕大多數群眾相信執法是“公正”的，恐怕才應該是對地方執法部門考核的要點。

　　□唐映紅（心理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