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2年10月至1972年8月，吳江縣先后收到三封與陳云有關的來信。前兩封分別來自陳云擔任負責人的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和秘書室，主要詢問吳江縣政府對陳云姐姐陳星的接濟詳情，要求他們停止對陳星的接濟并稱此事以后由陳云自行幫助解決；第三封為陳云親筆所寫，請吳江縣松陵鎮將陳星留在該地的一些財物一概交公。

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風暴席卷全國。從已經披露的案件來看，許多“蒼蠅”、“老虎”的違法違紀行為大多與其配偶、子女等親屬有關。有不少貪腐者在親情面前未能處理好始、微，感情用事，以至一發不可收拾。對于黨的干部和政府官員而言，如何處理親情，反映的不僅是個人的人格和人品，更反映出其黨性修養與責任意識的強弱。前文提及的這三封書信，涉及的事情雖小，卻反映出陳云在處理涉及親情人情方面問題上的高風亮節，反映出陳云既關心親人生活又時刻牢記黨員領導干部責任、嚴于律己的優良作風。在這一問題上，陳云處理家事的三封書信可以給我們帶來深刻的警示和啟發，告誡我們要正確處理三種關系，恪守為官之道。

公與私。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在作風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黨性，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黨員干部，作為人民公仆，首先姓黨，首先姓公，必須始終做到公私分明，不能因私廢公。陳云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戎馬一生，光明磊落，公而忘私，大公無私。從陳云處理家事的三封書信中，我們看出，他既不讓地方政府接濟姐姐，又要求將姐姐留在該地的一些財物一概交公，體現了作為一名領導干部一心為公、不貪公家便宜、不謀一己私利的高風亮節。相比之下，少數黨員干部，包括某些領導干部，在遇事、用權的時候，習慣于將個人需求、個人利益放在黨性原則、組織紀律之前，不能正確處理公與私的關系，甚至以權謀私、損公肥私，這是與黨的性質和宗旨背道而馳的，也是與人民公仆的身份極為不符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必須講黨性，堅持公道，恪守公德，秉公用權，戒貪欲、除私念，舍小家顧大家。

情與理。人是感情動物，但是，感情服從理性，理性服從法紀，絕不能被親情、友情等感情所困擾，尤其不能以所謂的親情、友情等來代替法理、公理，而干出有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出來。本來，由地方組織給予開國功臣中有困難的親屬一些優待，于情于理都十分自然，但陳云不這么想。在第一次去信謝絕后，由于沒有收到回復他再次發信，重申了“自行幫助解決”這一態度！顯然，在陳云的心中，親情重要，但絕不能為此損害公家利益。陳云有血有肉，也有家庭親情，但他始終堅持感情服從理性，對姐姐嚴，對妻子嚴，但同時又“自己補助姐姐”。情與理，公與私，一點不馬虎，一點不含糊。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少數黨員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處理情與理的關系，在黨性原則、黨紀國法、公家利益面前，感情用事，過分在意親情、友情而忽視了法理、公理，常常干出損人不利己的事情來，甚至蠻不講理、胡作非為，不僅玷污了親情、友情，更踐踏了黨紀國法，天理難容。

內與外。正人先正己，律己方能律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正確處理內與外、己與人的關系，堅持做到對己嚴，對人寬，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陳云在處理家事問題、親情問題上，很注重內外有別，認為自己家里的事情就應該“自己幫助解決”，不能麻煩別人，更不能麻煩公家，折射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優良品質。而反觀時下，一些官員，特別是那些自認為作出過突出貢獻、政績不俗的官員，在成績和榮譽面前沾沾自喜、自以為是、自我表功，于是便放松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不能始終做到自律、自警、自省、自重，只知道用紀律規矩、制度規范要求別人，而自己卻不去執行、不加落實，更有甚者，人心不足蛇吞象，三不來就與組織上講條件，動不動就要這個要那個，甚至將公家的當作自家的，將別人的占為自己的。這樣的干部，不僅做不好自己，更不能很好地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貫徹好、落實好。各級各地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有強烈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內外關系，特別是當個人感情同黨性原則、私人關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必須毫不猶豫站穩政治立場，堅定不移維護人民利益。

中國是個講究人情的社會，人在親情面前很容易迷失。陳云的可貴，就在于他身上重情重義與嚴守紀律的和諧統一，在于他時刻牢記黨的領導干部的自律責任、帶頭責任、監督責任、教育責任和引導責任的高度自覺。陳云不為親情而放棄原則，重情但絕不允許損害公家利益。責任、自律、認真，是陳云處理親情問題時的方式，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家國天下。家事再大，也是小事；國事再小，也是大事。處理好家事，才能打理好國事。從陳云處理家事的三封信中，我們深刻地感悟到古人先賢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理性，同時感受到諸多做人之理、為官之道，從而增強踐行“三嚴三實”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