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已經成為權力任性的幽默注腳，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亦引用此則故事感嘆“老百姓辦個事兒咋就這么難”。雖然“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不過是當事人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但這件事卻也反映了經濟學理論中常常提及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一重大命題。

政府與市場，也是中國改革歷史進程中必須牢牢抓住且一定要處理好的重大矛盾。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已有十分明確的認知和判斷：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再一次十分鮮明地肯定了中國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對于新常態下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經濟新常態下，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要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這“三高一低”為主要特點的、帶有計劃體制痕跡的經濟增長方式之轉型緊迫性，可以說已是全民共識。在舊有增長模式框架之內經濟很難有新突破，且不易生長出新的經濟增長點，但對于如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會出現在哪個行業哪個領域，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應十分確定，那就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一定是生發于市場、成長于市場、壯大于市場，政府的主要工作是要培育好市場大環境，根據市場需求做好制度設計，暢通制度運行，監管制度執行。

我們正在建設法治政府，各級政府也正在逐步采取清單式管理模式——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皆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當下最為突出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法無授權而亂為。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進而激發中國經濟新活力，必須下大力氣依法限制政府的權力。唯其如此，才能實現經濟發展的新突破。這里的限權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簡政放權；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其本質上是一個政府放權讓利的過程。無論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國有企業改革、金融財稅體制改革，乃至教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其取得的成績皆依賴于政府將權力回歸市場。這一系列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穩步前行，目前我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贏得了世界的尊重，擁有了相當程度的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權。

但已有的放權讓利，是在增量改革不斷取得成就、舊有經濟增長模式尚能容納生產力擴張、政府創設權力和釋放權力并行、既得利益并未得以根本觸動的背景之下發生的。而當下的改革已經發展到了需要政府自我革命的階段，到了需要從制度上打破固有利益藩籬的時候，政府的簡政放權已經成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簡政放權，要在簡化程序、提高效率上下真功夫，更要著力在平等準入、破除壟斷、公平競爭上取得實效。

為什么國家領導人頻頻呼吁要打通“最后一公里”？為什么會有國務院文件七天內必須下發的要求？為什么會有經濟運行中的各種“梗阻”？權力天然是利益的宿主，限權就無法尋租，對既得利益者來說，確是實實在在的損失。現有的限權已經不能像以往那樣“堤內損失堤外補”，少數部門和官員缺乏利益驅動去簡政放權，因此，政府自我革命須有壯士斷腕之勇氣才能實實在在地推進并取得預期效果。

當然，在簡政放權的同時，還必須織密扎緊制度的籠子，把權力牢牢管住。只有這樣，才會真正避免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治亂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努力打造法治政府、陽光政府、透明政府，提高政府執行力、公信力，才能確保社會的公平正義，不斷提升市場主體預期的穩定性，激發市場創新活力，開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蓬勃局面，突破經濟新常態下新的發展瓶頸，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成功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