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一個體制內的朋友跟我傳授他的當官心得和體制內的生存之道，其中一條是“越左越安全”。他認為有些事情，不管對不對，不管理解不理解，跟著喊口號就是，永遠不會錯。對一些事情，寧愿上綱上線，寧愿走過頭和擴大化，寧愿走到極端、走到讓人反感的地步，也不能讓上級感到有任何一點兒不到位的地方。對一些理論和教條，明知道已經脫離時代脫離現實，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這樣最安全。這樣的觀點還常與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以“打倒權貴”和“替弱勢群體代言”自居，加大了這種姿態的迷惑性。

　　不知道這種“越左越安全”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這是一種對黨和國家極不負責任的態度。黨和國家在歷史上曾吃過左的苦頭，付出了血的教訓和慘痛的代價，不能讓“越左越安全”的謬誤和錯覺泛濫成災。

　　與體制內部分人秉持“越左越安全”對應的是，網絡輿論場中流行著一種對立的態度，就是“越右越正義”。對國家和政府越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姿態，逢中必反對，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對立面，在自由放任和無政府上走得越徹底，越會喊自由民主的口號，越容易被打扮成正義的“斗士”，受到部分網民的追捧和歡呼。在這種“越右越正義”的氛圍中，甚至連殺警察的楊佳都被捧成了斗士。

　　一邊自以為“越左越安全”，一邊堅持“越右越正義”，這兩種極端的思潮不僅自說自話，在輿論場上還互相強化——站在極左那一邊的，把極右當成敵人，以那些極右觀點為敵，論證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和正統性。反之，極右也把極左當成敵人，那邊的面孔越左，越刺激著一些人充滿正義地朝著越右的方面狂奔。兩種極端聲音的喧囂和交鋒，使本就稀薄的共識更加模糊，也使輿論場充滿混亂。

　　顯然，兩種極端取向都與中國的發展和改革軌道背道而馳，我們的改革需要一種務實的、客觀的、尊重現實國情的理性態度，謹守常識，避免極端主義。《人民日報》也曾經批評過輿論場中那種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的極端主義思維方式：因為有消極腐敗現象，就把國家說得一無是處；因為有為富不仁，就對所有富人怨、恨、怒；小悅悅事件發生了，就斷言世風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現了，又認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無論是某些地方官場流行的“越左越安全”，還是網絡輿論場上的“越右越正義”，都無視基本的事實和邏輯，把姿態擺在比事實更高的位置。其實，很多時候人們對一些問題的基本看法并沒有差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恥辱，這些都有基本的社會共識——人與人最大的問題不在價值觀差異，而在看到的事實不一樣。不同的人選擇性地看到了不同的事實，就得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

　　最典型的就是，前段時間美國紐約時報廣場跨年夜之后垃圾遍地，就在中國輿論場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口水戰：有人得出的判斷是“美國人原來也一樣亂扔垃圾”，有人的判斷是“以后不要一提亂扔垃圾就都罵中國人了”，有人的判斷是“美國人亂扔不能反證中國人亂扔垃圾就光榮了”——其實如果大家都注意到“美國為了反恐需要，大型集會時臨時撤掉垃圾箱，讓大家把垃圾扔地上，集會結束后統一清理”這個事實，雙方分歧就不至于那么大，也不至于成為攻擊對方的武器。還有最近南都記者暗訪警察吃娃娃魚一事所激起的警媒對立一樣，關鍵事實被忽略，理性和中立聲音被淹沒，彼此的情緒被幾個標簽在哄抬。

　　沒有對基本事實的認同，就沒有對話的可能，雙方都停留在各自編織和想象的“事實”空間中越走越偏執。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各方面都正常的現代國家，社會的主流和基本面都是力挺改革的：愛國，支持現有的改革方向和漸進策略，認同共產黨領導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想回到可怕的“文革”，厭惡人治追求法治，信奉市場而又警惕市場化局限，也覺得中國有自己的國情，無法把西方那一套照搬過來。這種主流認知下，極左和極右都是不得人心、沒有市場的。這種社會基本面下，秉持“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義”都會被人們當作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