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工作不斷向縱深推進的大背景下，實在沒有理由任由代付嫖資式腐敗成為漏網(wǎng)之魚。而且從新加坡等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性賄賂入罪并不存在操作層面的障礙。

　　據(jù)報道，從2007年到2011年，深圳市政法委原副巡視員王合意自稱能幫人搞定公司糾紛，張口提出80萬元賄賂不說，還帶著行賄人前往東莞等地嫖娼40余次，每次由對方支付一萬元嫖資。最終，由于糾紛未被擺平，行賄人偷拍了證據(jù)并向紀檢部門舉報。去年12月，王合意因受賄82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chǎn)50萬元。

　　官場總不乏各種花樣的腐敗故事。以前曾聽說過官員宴請后打電話讓人買單的案例，沒想到還有官員嫖娼讓商人代付嫖資的情形。不過，本案中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jié)是，最終法院認定王合意收受的82萬元賄款，分別來自兩家公司提供的13萬元和69萬元現(xiàn)金，并不包括行賄人在東莞為其代付的40余萬元嫖資。

　　在一般人眼中，一個自稱能利用職務之便幫人擺平公司糾紛的官員，每次去東莞“沖涼”都主動叫上行賄人并由對方買單，這種行為顯然與索賄無異。但由于我國法律沒有規(guī)定對性賄賂的定罪處罰，法院在量刑上只能將財產(chǎn)性利益當作定罪依據(jù)，無法將嫖資視為賄款。換句話說，商人代官員付嫖資幾乎是反腐盲區(qū)。

　　在“權(quán)色交易”與“權(quán)錢交易”同等嚴重的當下，這個“盲區(qū)”在社會上一直都存在巨大爭議。比如，在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貪腐案中，盡管劉志軍曾在2003年至2009年間多次與商人丁書苗安排的女性嫖宿，但劉志軍接受性賄賂的事實，最終沒有出現(xiàn)在案卷和庭審之中，檢方也未對此提出指控。

　　與此對應的司法現(xiàn)實是，處于灰色地帶的性賄賂，在刑法中找不到定罪依據(jù)。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起，法律界就討論過是否設立“性賄賂罪”，然而，因為性賄賂認定難、量刑難、違背刑法謙抑性等原因，我國刑法及其修正案中至今沒有明確的關(guān)于性賄賂的定罪和量刑依據(jù)，很多“盲區(qū)”里的腐敗都未得到懲治。

　　腐敗與反腐的較量，往往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很多行賄者都摸準了這片“盲區(qū)”背后的司法漏洞，通過代付嫖資等手段將性賄賂變成了“合法行賄”。劉志軍案如此，王合意案也是如此。有鑒于此，如果不能盡快給這個漏洞打補丁，勢必會衍生出更多的變通手段，讓更多的“權(quán)色交易”游離于法律之外。

　　反腐不能留下盲區(qū)和死角。“權(quán)色交易”的社會危害和對干部的腐蝕作用，絲毫不亞于“權(quán)錢交易”。在反腐工作不斷向縱深推進的大背景下，實在沒有理由任由代付嫖資式腐敗成為漏網(wǎng)之魚。而且從新加坡等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性賄賂入罪并不存在操作層面的障礙。

　　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后，中央發(fā)布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完善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法律制度，把賄賂犯罪對象由財物擴大為財物和其他財產(chǎn)性利益”。這一提法意味著，性賄賂有可能將和金錢賄賂一視同仁。公眾期待能有更加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出臺，讓性賄賂這一盲區(qū)被反腐的陽光照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