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1年當選為云南省怒江貢山獨龍江鄉人大代表算起，30多年間，高德榮曾陸續擔任過鄉、縣、州、省、全國的人大代表。高德榮每年都會提出關于促進獨龍江鄉、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議案和建議。據不完全統計，他在各級人代會上先后提出200多條提案和建議，得到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視和采納。而他之所以盡心履行自己的職責，與他小時候過的窮日子有關。（《中國青年報》12月23日）

　　說到小時候過窮日子，我首先想到了劉鐵男。在擔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期間，他直接或通過其子劉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3558萬余元。在解釋自己的腐敗行為時，他說他小時候過的是窮日子，窮怕了。

　　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也用“窮怕了”解釋自己的腐敗行為，他說：“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父親雙目失明，以算命為生，母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72年，母親得了氣管炎，之后身體一直不好，不能堅持正常的生產勞動。我有兩個雙目失明的弟弟，當時父親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較困難”，“我時常擔憂，不知今后家里還會不會再次出現困境。再加上兩個弟弟均雙目失明，特別是侄女出生后也是雙目失明，我的擔憂與日俱增，經常考慮經濟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決后輩的生存問題，不讓后輩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經濟基礎的問題上考慮得比較多，有著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

　　還可以再舉若干這樣的例子。這樣的例子看多了，就難免讓人疑惑：今后，我們在選干部時，能不能不選從小過窮日子的人？

　　然而，從高德榮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窮怕了”：他不是怕自己再過窮日子，而是怕獨龍江人民仍然過窮日子。因為這個“怕”，高德榮放棄了怒江師范學校團委書記的職務，返回獨龍江鄉，成為鄉巴坡完小的一名小學教師。他想通過教育讓群眾走出貧困。因為這個“怕”，他放棄了怒江州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務，返回貢山縣工作，帶領家鄉的群眾致富。還是因為這個“怕”，他作為人大代表的200多份提案與建議都緊緊圍繞家鄉的發展這一主題。

　　看來，官員（高德榮不僅是人大代表，也是官員）有兩種“窮怕了”，一種是怕老百姓過窮日子，一種是怕自己與家人過窮日子。前一種“怕”，有可能會成為努力工作、造福一方的動力。而后一種“怕”也不完全是壞事，有些領導干部因為有此一“怕”，就時刻告誡自己，要安分守己，不做違法的事。怕就怕因為有此一“怕”，就像劉鐵男、許邁永那樣，為自己與家人不受窮而大撈特撈大貪特貪。

　　既然小時候過的窮日子，可以成為搞腐敗的理由，也可能成為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動力，我們就不必太在意官員小時候過的什么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