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安分的官員應該有點自知之明,自己之所以能“招蜂引蝶”,并不是因為自己有多大的個人魅力,而是因為自己的官職散發著“香味”,有被利用的價值。　

　　我的手機里裝了幾個新聞客戶端,隨著中央反腐力度不斷加大,每天都在彈出大小官員落馬的消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現象是,中紀委通報官員被調查的情況時,“與他人通奸”幾乎成了用在問題官員身上的“高頻詞”。從地方開發區主任到省部級高官,不少“蒼蠅”和“老虎”悉數中招。日前落馬的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楊剛,以及廣州市原副市長曹鑒燎,分別是近一個月內第九位和第十位涉及“通奸”的官員。

　　“通奸”在多年前就已淡出現代話語體系,如今頻繁出現在官方通報中,無疑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信號。檢索媒體報道,過去10年中僅有兩名官員被認定為“通奸”；上月被查的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原副總經理戴春寧,據稱是十八大以來被判定為“與他人通奸”的首位高官；在7月2日被通報開除黨籍的7名官員中,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等5人均涉及“通奸”。

　　落馬官員的生活作風問題,此前公眾熟悉的表述是“生活腐化”“道德敗壞”,或者“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關系”。與這些表述相比,“通奸”是一個措辭更激烈的道德貶義詞。或許是因為涉及“通奸”的官員越來越多,中紀委網站專門刊發了一篇《從一個熱詞看黨紀嚴于國法》的文章,將“通奸”定性為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強調應該按《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予以處分。

　　從中紀委有意為之的措辭選擇,可以看出反腐和作風建設的風向之變。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存在不道德行為的官員數量可能已有不少,也說明官方對于社會上熱議的一些官員“西門慶化”的不良苗頭也已有所警覺。事實上,2012年有學者發布統計報告,稱當年被查處的問題官員中95%都有情婦,領導干部腐敗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將“通奸”寫入官方通報的醒目位置,是想給廣大黨員干部敲響道德警鐘。

　　理論上講,官員在婚姻道德問題上“犯錯”的概率,未必要比普通公眾高很多。但官員“通奸”案頻發之所以值得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對官員的倫理道德約束,要比普通人更嚴苛；另一方面是因為,以往案例中存在“與他人通奸”行為的官員,幾乎都存在其他形式的腐敗問題。更關鍵的一點是,官員“通奸”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感情問題或婚姻問題,它極有可能涉及“性腐敗”乃至“性賄賂”,問題官員們在與他人發展婚外戀時所花費的錢,常常都來路可疑。

　　大體而言,官員卷入“通奸”事件有兩類情況,一種是有些官員主動“出軌”,另一種是官員被動掉入“桃色陷阱”。前一種在電視劇和媒體報道中已經見過很多,毋庸贅述；后一種最典型的就是曾經轟動一時的“重慶雷政富事件”,該事件中的“女主角”事后經查是經過專門培訓的,商人將她們安插在官員身邊,為的是培養和官員的關系并抓住官員的把柄,以便借此從官員那里獲得更多資源。

　　可以看出,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一個接一個的官員栽倒在“性”字上,都會損傷官員群體的形象。其實,那些不安分的官員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之所以能“招蜂引蝶”,并不是因為自己有多大的個人魅力,而是因為自己的官職散發著“香味”,有被利用的價值。單是想清楚這一點,官員們也應該潔身自好一些。

　　當然,將“與他人通奸”作為官方通報的標準用語,僅僅是在道德譴責的層面“加碼”。而在現實中,有些官員可能對道德譴責早就已經麻木了。因此,要擺脫社會對一些官員的不良的刻板印象,真正管住官員的下半身,最靠譜的舉措還是在于管住官員手中的權力。當官員手中的權力不再能為所欲為、隨意尋租,當“性賄賂”失去動力,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通奸”行為才會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