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南方某市官員調整，多名擔任正職的處級干部被撤職，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是“裸官”。內部人士透露，官方給他們兩種選擇，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遷回國內。這只是國內整治“裸官”的最新一幕。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對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對象(4月15日《經濟日報》)。

　　對于我國目前的“裸官”數量，盡管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調查顯示有超過60%的人坦言自己身邊有“裸官”，有62.9%的身份為國家公職人員的人表示身邊有“裸官”。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　透露，1995年到2005年10年間，中國共出現118萬名“裸官”。對于“裸官”，公眾的態度更多是不支持與不信任。84.8%的人認為，相對于普通官員，對“裸官”的信任度要低。86.2%的人表示，“裸官”不一定都是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為貪官。

　　中共中央《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這意味著，從中央到地方對“裸官”的監管日趨嚴格，這首先體現在，“裸官”不能擔任重要部門主要領導，“這是一個從上到下的共識”。其次，已經是主要領導的“裸官”，要求其讓配偶和子女回國，如果未能兌現，則要被調離原來職位，或者“體面”退休。

　　其實，對“裸官”就不該“和風細雨”。無論是禁止提拔“裸官”，還是調整“裸官”職位，都傳達了一種信號，即無論從政治忠誠考慮，還是預防、排除腐敗風險，中央、地方不支持“裸身做官”，甚至是最大程度限制“裸身做官”。但是，從根本上遏制“裸官”、“裸官”腐敗還在于透明和完善的監控措施。首先，完善和落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是遏制“裸官”腐敗的最終解決之道。美國《道德改革法》就規定:“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聯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的工作人員，必須在任職前報告自己的財產狀況，上任后還須按月申報。財產申報還必須包括其配偶或受撫養的子女的有關情況。而且對于這些財產公示，往往是以政府公報形式發布的，任何公民都可以隨時查閱”。同時，還應把官員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納入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的范疇。如果借鑒國外的立法例，對減少、遏制“裸官”腐敗有所裨益。

　　其次，斬斷“裸官”貪腐后路亟須制定反腐敗法。盡管我國省部級以上機關制定的廉政法規、規范性文件超過2000多項，但預防和懲處腐敗的法律體系仍然不夠嚴密，亟待制定一部專門的反腐敗法以遏制、壓縮“裸官”腐敗的生存空間。資料顯示，已有30多個國家制定了專門的反腐敗法，涉及反腐敗的法案有100余部。從立法階位上看，絕大多數國家的反腐敗法都定位為“基本法律”，與刑法、刑事訴訟法、公務員法等法律之間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發生沖突時，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規則，優先適用反腐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