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理工大學MBA考試日前出現(xiàn)通訊工具作弊事件。報道稱相關工作組前日已進駐哈理工，初步確定該校在作弊事件中存在與社會機構發(fā)生業(yè)務聯(lián)系、到外地確認考生資格以及監(jiān)管漏洞等三項違規(guī)行為。哈理工2015年的MBA招生工作已被停止。

近年來，中國大陸高校一直丑聞不斷。在過去的兩年時間里，就有十多個大學和學院的領導被審判或者被查處：深圳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邢苗涉，武漢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常務副書記龍小樂，長春大學原副校長門樹廷，南昌航空大學原黨委書記王國炎，上海理工大學原校長許曉鳴，成都中醫(yī)藥大學原黨委書記張忠元、原校長范昕建，南昌大學原校長周文斌，浙江大學環(huán)境與資源學院前常務副院長陳英旭，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yè)處原處長蔡榮生等等，構成了一長串貪腐名單。

今年1月，在不到半個月時間里，高校又曝出三個丑聞：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耳鼻喉醫(yī)院教授王正敏被學生王宇澄舉報學術造假，遼寧大學黨委書記被曝辦公室和用車超標（盡管校方日前否認，但“自證清白”未必可靠），以及最新發(fā)生的哈理工招生作弊。

高校是教書育人的地方。高校的教職員工，本來應該受過良好的教育；高校的領導，本來應由德高望重的教育或學術精英擔任，但高校負責人卻賽跑似地在貪污腐敗上“前仆后繼”，可見我們教育系統(tǒng)的問題并非“一日之寒”。

“多辦一所學校，就可少建一座監(jiān)獄”是雨果的名言。這一名言現(xiàn)在看來已失去現(xiàn)實印證的普遍性，因為一些學校管理者已經(jīng)在自己管轄的學校與監(jiān)獄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把教育變成了反面教育。

為什么一些高校的負責人會墮落到這種地步？這顯然與我們的教育體系和權力機制有關。高度行政化的大學體系，使教學、研究和學術成為行政的陪襯，成為行政的注腳和延伸。教師一旦當上了校官，就獲得了招生、評職稱、攬課題、拿科研經(jīng)費等絕對優(yōu)先權。而在正規(guī)大學，科研、課題和職稱則恰恰是“校官”的前提條件。

如果一個教授還比不上一個科長處長，如果大學長官不需要教職員工的推舉，那么就會催生官本位和關系至上的價值觀念與價值追求。因此，在一些大學里，教師在當領導前，要學會經(jīng)營關系和積攢人脈，為自己的升官鋪路；在當上領導后，要忙于四處應酬，要忙著維護關系，很少有時間去研究教學和學術問題了。

高度行政化使高校權力體制集中化，權力同樣難以受到有效的制衡；只要大權在握，往往即可恣意作為盡情揮霍。近年高校負責人頻出丑聞，或者因為他們太過肆無忌憚，或者因為監(jiān)督的力度在增強，或者因為曝光的渠道在增加，但相信這只是高校問題的冰山一角。

學校是社會良知的源頭和源泉。這一源頭一旦受到污染，就會陷社會良知于混沌。復旦大學弟子舉報院士導師造假事件，就使正義與倫理深陷兩難困境——導師造假不舉報，就是泯滅正義良知；假如是由于私心受阻而揭露導師，則又違背師生倫理……而無論是學校評估、院士評選造假還是考試舞弊，都是對教育源頭的污染，對誠信源泉的破壞。

盡管在霧霾天里，大學很難獨保一片清新，但哪怕在春秋那樣的戰(zhàn)亂年代，孔子與學生顏回尚能做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難道現(xiàn)在的教師一定都需要隨波逐流？如今的學校一定發(fā)不出數(shù)縷陽光？

（作者是本報首席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