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深圳一家電子廠被舉報涉嫌非法使用童工。最近，在公安、勞動、街道等護送人員的陪同下，41名童工被送回老家，交給當地政府和監護人。但有的童工卻對記者說：“在這有米飯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我不想回家。”（1月5日央廣新聞）

外界的關注能否改變這些童工的苦澀命運？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部門將涉嫌童工“遣送”回家，只是做了應該做的第一步。如何讓這些年紀尚小的孩子重返課堂，相關部門要做的，還有很多。

毫無疑問，貧窮是產生童工現象的現實根源，即便有國家義務教育政策的支撐，對于交通不便、水電不通的貧困家庭來說，上學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很多家庭為了走出暫時的困境，便讓孩子綴學回家，或干脆讓他們隨著大人南下務工。與其說這是家庭教育的短視，還不如說是因貧窮世襲而做出的無奈選擇。

現在的情形是，這些童工已被“遣送”回家，他們不必再干那些與他們年齡和身份都不匹配的工作。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遣送”的童工回家后，他們面對的仍舊是可怕的貧窮與遙不可及的讀書夢，那么，較之于工廠對他們的剝削，他們恐怕更不愿意回到那個破敗不堪的老家。而即便回了，也可能不是回到學校，反倒是在家混到不被定義為童工的年齡，再坦然地外出務工，這幾乎快成了貧困地區的一個惡性循環。可怕的是，無論是相關政府部門，還是孩子的家長，都沒有意識到這一“短視”舉措可能帶來的貧困世襲，而是在“得過且過”的悖論中將這一“亂象”固化。

培根曾說：“只有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才不會世襲。”機會怎樣才能平等？僅有媒體的關注還遠遠不夠，它需要的是相關部門實實在在的努力。從這個層面講，童工被“遣送”回家之后的生活以及那些很可能進入“童工”行列的孩子才更應該被關注。而這也要求我們的政府部門，必須要有針對性地為這些孩子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比如通過財政投入保證每個孩子的受教育權不被剝奪；通過共青團、婦聯以及學校等部門的聯合推動，讓那些被“遣送”回家的孩子多一點知識上的儲備。更重要的，乃是通過頂層制度設計，讓這個地區的人們早日擺脫貧困的陰影，也只有人們的物質需求沒有太大的隱憂，送孩子上學才會成為最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