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一輛大貨車被運政、路政部門相繼罰款。司機稱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給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給運政3000元）后，路政部門仍要罰款，女車主求情未果，當場服劇毒農藥自殺，現在仍在醫院搶救。接受采訪時，執法人員稱是正常執法，不清楚女車主是否喝藥。（12月1日央視）

女車主當著執法人員的面喝農藥，執法人員稱不清楚，看來他們的眼睛完全盯在錢上了，只管要錢，不管車主的死活；而只要給錢，超載也合法。執法，已經完全變成斂財工具，甚至可以叫“印鈔機”，因為這種既賣“月票”“年票”，又要繼續罰款的“執法經濟”，算得上是“暴利經濟”了。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本追求暴利時會陷入“有限理性”狀態；現在看來，“執法經濟”也不能脫俗，暴利面前一樣會喪失理智。

“執法經濟”始于何時，作為其品種之一的“超載月票”，是誰的發明，可能不好考證。但有一個問題是清晰的——適宜的土壤環境必然滋生出相應的物種。執法所以成為斂財工具，是因為執法權力有足夠的能量讓被執法者就范；“超載月票”所以成為“經驗”而廣泛流行，是執法斂財規則化、“規范化”的產物——當違法的東西司空見慣，特別是無人糾無人察，久而久之就被錯覺或默認為合法了。“超載月票”從本質上說，是執法權與違法利益交易的契約化。有了“月票”一紙契約，車主“合法超載”，執法者收了錢便不再執法，雙方相安無事。現在執法者毀約了，出示月票仍被罰，執法者追求暴利，車主不堪重負，怒而喝藥，實際上是“執法暴利”把人逼上絕路，“執法經濟”最終演繹出“執法暴利猛于虎”的現實版悲劇。

執法權與違法利益的契約化交易，不僅是雙方的默契，更是監管者放縱支持的結果。這些年來各地車主不斷投訴、上訪，甚至運輸業戶中出現了“職業維權人”；媒體更是不斷曝光，各地各級相關部門也一再表示嚴肅查處，但一陣風之后，我們總能再次聽到月票“復出”的消息。僅就新聞涉及的河南來說，這兩年被曝光、查處的就不知有多少例了，比如幾個月前的“河南淮濱縣超載月票”，去年的鄭州、新密、滎陽，其中新密市在前年就已被曝過“未來罰單”問題。一個省內屢曝屢查之后，“超載月票”卻仍大行其道，由“契約交易”到“執法暴利”，幾乎鬧出人命，地方政府的“舉一反三”難道就是一句官話？

據公路運輸“職業維權人”王金伍介紹，涉及治理“三亂”的有關部門有十幾個，包括交警、運政、路政、城管、環境、衛生、林業、鹽業、質檢、工商等。結果則是，“三亂”沒治好，收費罰款的部門越來越多，運輸業成本越來越高。“逼人服毒”的罰款見證執法經濟的兇猛，其間既要追問“執法經濟”的制度，又要追問“權力是否濫用”的現實，而所折射的人性缺失則是最為可怕的地方。

拿命相搏是個體的悲愴表達，也是對執法生態的生動揭露，其背后究竟還有多少未竟之問？顯然，根本問題在于執法權力異化為斂財工具，結果每多一個管理部門，就多一個收“買路錢”的。說到底這是體制出了問題，權力體制、治理體制都有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決，“猛于虎”的執法經濟必將衍生更多的沖突。